爲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胡鞍鋼列舉數字，並輔以圖表。「具體」而不是「抽像」地加以闡述。且不說這些數字是否全面，單說其中一項，中國失業率，胡認定爲 4.3%。這樣的比例和數字，在13億人口中，比中共黨員的比例和數字還低。胡某何不走進街巷、下到農村，看一看，有多少人求職無門、有多少人無所事事？聽一聽，有多少麻將鏗鏘、有多少怨聲連連？問一問，有多少中國人會相信那個4.3%的失業率？身爲「經濟學家」，即便御用「經濟學家」，胡鞍鋼本人，如果捫心自問，大概也不至於真信吧！
關於中共的經濟改革，鄧小平早有定義：「摸着石頭過河。」換言之，改革之初，連鄧本人，都沒有明確思路，也並不知道，在這條路上，水有多深，石頭有多少，結果將如何。從鄧小平到當今中共領導人，都是東張西望，走走聽聽，見招拆招。
所謂「成功」，純屬偶然。有產業轉移的國際機遇，有鉅額國際資本的扶持，有巨大中國人口－廉價勞動力的支撐，有巨大美國和世界市場對中國低廉產品的消費，有香港、臺灣兩小龍的有力牽引……
「瞎貓撞到了死耗子」，不是偶然？勝似偶然。胡鞍鋼等人，把迄今的「經濟成就」，歸結爲「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不過是牽強附會，充當「事後諸葛亮」。
須知，中共這套政治制度，始自1949年，而非1978年。如果把時間座標放到1976年，毛澤東死亡前後，中國經濟崩潰，民衆飢寒交迫，胡鞍鋼們可曾寫出一篇文章，題爲「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爲什麼總會失敗」？
同期，美國成功，歐洲國家成功，日本成功，亞洲「四小龍」成功，胡鞍鋼們可曾寫出「從政治制度看美國爲什麼總會成功」等宏文？可見，胡鞍鋼們並不客觀，所有言論，皆出自立場設限。
且不說「由美國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造成了沉重的創傷」這類結論的想當然，在胡文中比比皆是，單說文章標題，本身就有問題。
這篇全稱「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爲什麼總會成功」的文章，通篇卻只談經濟，避談政治，唯經濟論；即便談經濟，也只談宏觀經濟，避談微觀經濟；只談國民生產總值（GDP），避談人均國民產值，更避談人均國民收入；只談富起來，避談貧富分化；只談增長，避談消耗，更避談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唯GDP論。
論GDP，維基解密揭露，中共副總理李克強曾親口對美國大使說：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是人造的，不可靠。對此，不知胡鞍鋼們作何感想？
胡文辯稱，世界上，「政治體制具有多樣化的類型」；但在中國國內，中共何不容忍「多樣化」的存在？比如，何不允許西藏的真正自治？胡文提到：「戰後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國家數增加；平均每個國家的人口數由5300萬人下降至3500萬人，相對而言國家治理難度減小，經濟更加活躍。」可見，中共明知，國家太大，宜各地分治或自治，卻偏要堅持「大一統」，一黨專制，包攬一切，包攬到底。
胡鞍鋼套用一個美國人的話：「中國人有五年計劃，他們時刻牢記這些目標，」值得美國學習。以此誇耀中國「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然而，誰不知道，中共的「五年計劃」，源自蘇共的「五年計劃」，如何解釋蘇聯的經濟失敗？又如何解釋中共當政前30年的經濟失敗（從「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無法解釋，胡文只好聚焦於「過去30年」，甚至「過去3年」。畢竟，30年的增長，不足以抵消30年的破壞。
中共御用文人的詭辯術之一，就是，不斷套用洋人金口，爲自己的立論辯護；而援引的洋人洋言，往往不是西方社會的主流見解，而僅僅是個別洋人的個別說法；最要緊的是，引用關乎中共的洋人洋言，只引用正面評價，絕不引用負面評價。如遭遇負面評價、一時又繞不過去，中共就一律以「別有用心」或「幸災樂禍」等詞塘塞之。
由此，解讀中共官員及其御用學者的言論，不要看他們說明了什麼，而要看他們隱瞞了什麼；不要看他們觸及了什麼，而要看他們迴避了什麼；不要看他們表達的是什麼，而要看他們表達的目的是什麼。
胡鞍鋼們，借爲中國經濟唱讚歌，實爲中共當權者唱讚歌。企圖用經濟來遮掩政治、遮掩一切，反而凸顯中共意識形態的貧乏與窮困，當真是，「窮得只剩下錢」！
論經濟，說增長，突尼斯和埃及，都屬於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但，不論經濟增長，抑或保守的宗教、獨特的文化、特殊的國情，都未能阻擋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浪潮。中南海費盡心機，玩盡文字，最終又能阻擋什麼？
作爲結束語，胡文再度引用一句洋人洋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誰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問題在於，這個「別人」是誰？如果這個「別人」，指的是外國人，到也罷了；如果這個「別人」，指的是中國人、中國人民，倒應該問一問：這個國家到底是誰的？
作爲「勞心者」，胡鞍鋼們其實用不着如此聲嘶力竭，只須對當權者進一言：拆掉那堵牆吧！何必封鎖互聯網，讓中國人民盡情評說我們的「中國模式」吧！我們有的是「大國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