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之前自五月以来连续十数起罢工潮与富士康疑云重重的“连十三跳”自杀事件，不禁让中国人扪心自问：中国人怎么了？

评论指出，当今中国，高压下的受迫害者，其反应已从逆来顺受演变成随机行凶。纽约一位学者对此评论道：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痛苦极端漠视，没有任何同情心……
　　

六月三日，广州一男子持枪与警察对峙，打伤派出所副所长。六月二日，人们还未从哈尔滨火车上一中年妇女拿刀刺伤九位素不相识乘客的血案中回过神来，就紧接着传来三位法官相继中弹，倒在法院办公室的血泊中。六月一日，河南郑州一村民为抵制拆迁，用汽车撞死六名拆迁官员和二十名政府人员。联想起深圳富士康连续诡秘的“十三跳”自杀，还有震惊全球的六起幼儿园小学的砍杀案，人们在惊呼愤怒之余不禁诧异：中国人怎么了？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血案呢？

定睛看看，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利刃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官匪一家，有冤无处伸，有劲无处使，有仇无法报……。杀人者被称为精神病患而逍遥法外，上访者则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少数特权阶层仍悠闲自在，广大民众却郁郁寡欢。过劳死、忧郁症、房奴、性奴、钱奴，无论人前怎么强颜欢笑，夜半却常暗自哭泣。

“活得累！”已成了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感受。无论是背着沉甸甸书包的孩童，还是到老还在为儿孙操劳、为养老担忧的白发老人，更不要说那些为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劳碌的中年人，以及找不到工作而倍感失落的年轻人。清晨靠闹钟闹醒，深夜靠安眠药入眠，整天在焦虑、忧心和无奈中挣扎，时常感到孤独无助、被人抛弃，进而对社会前途、对个人未来感到绝望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由此引发的各种理性的、非理性的，合法的、非法的抗争此起彼伏，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愤怒炙热的岩浆正喷涌而出，比这更严重的是，中国不光政权不稳，分崩离析的还有那溃散的人心……

“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国成了“高压锅”

究其根源，有社会大环境的促使，也有个人因素的缘由。俗话说，有高压就有反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当。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国公安部承认每七分钟就爆发一起大规模的群体抗议活动，如今失地农民、被强拆户的抗议已经多得令公安部不敢公布统计数据了。近来中国的中央高层就“维护社会稳定”连续表态，五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严守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外界解读为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中央不得不出面压制地方官吏的恶行。

然而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中央想制止地方的恶行都不可能了。社会冲突的规模、暴力程度与频率、百姓的情绪爆炸，都在日益升温。政论家李天笑表示，六四后中共的枪口再也没有放下。

从汉源、汕尾群众抗争，镇压法轮功、西藏、新疆，到对各类弱势群体和维权人士的镇压，各种大大小小的“六四”不断产生。六四后中共的腐败迅速恶化，正所谓“六四枪声一响，官员由偷变抢”，中共还反过来利用贪腐特权来维持其凝聚力。在官员的带动下，中国社会迅速“金钱化”和“西门庆化”，“犬儒主义”盛行。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严家祺对目前中国现状的看法是“六四二十一年的中国成了高压锅”。他说：“抗战不过八年，文革不过十年，而掩盖六四真相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二十一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愈积愈深！二十一年，中国政治成了“高压锅”！他分析说，专制王朝主要靠“改革、政变、起义”这三种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如今中共不搞政治改革，那发生政变或起义的日子就很快了。

新工运比六四更危险

随着六四的临近，让北京担忧的不只是二十一年来不间断的“天安门母亲”的呼唤和民运力量的坚持，从今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开始，席卷全国，特别是外资企业的罢工浪潮，被中共高层解读为“一个危险的苗头，可能成为一九八九年学运后另一场危及政权的运动”。目前北京当局已下令各地及时妥善处理工潮，并禁止媒体报导。

据香港媒体报导，佛山本田、上海夏普、无锡尼康、北京现代等外资大厂，五月以来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这些新工潮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冲击着中共现行法律制度。

除外资企业外，中国国企和民企也掀起了罢工潮，如北京凯莱大酒店员工罢工、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大罢工，以及河南平顶山棉纺织集团下岗工人大示威等。平顶山女工还打出了“请共产党母亲给碗饭吃”的横幅，挑战意味极浓。另外，参与五月罢工的工厂还有山东枣庄棉纺厂（万泰集团）、南京新苏热电公司、深圳百达五金厂、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等。罢工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

以綦江齿轮传动公司为例，四十多岁的金世红周日被领导要求回厂加班，在一天搬运了十几吨生铁之后，他突然晕倒不治身亡。然而公司却不按工殇抚恤处理，愤怒的工人们用花圈、帐篷和横幅堵住了工厂大门，他们高喊“我们要生存”，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据悉，工人们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每月净收入只有几百元，与厂领导干部动辄上万元收入相比，差距悬殊。

富士康“十三跳”的哀伤

相比于连传送带都没有，全凭工人体力搬运的重庆齿轮厂，座落在深圳的中国第一大外包企业台资富士康集团，当然属于条件优越的了，然而这里的工人却有着另样的苦恼：从今年一月以来，由于承受不住“把人当机器使唤”的严苛管理，相继有十三人跳楼自杀。

拥有四十万人的深圳富士康，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工人主要以年轻的农民工为主。他们基本工资大约九百元，免费住宿。若顺从厂里的要求加班，月收入一般在一千六百至二千元，但这意味着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高强度的工作量，加上保安近乎侮辱式的苛刻管理与冷漠的人际关系，令工人们总觉得身心疲惫不堪。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大学生回忆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有两点：强制加班和十二小时夜班。“特别是两班倒的十二小时夜班，两头不见太阳，身体缺少阳光的滋润，我那时累不说，心理真的很阴暗，就是很悲观，看不到未来。进了富士康我就基本没笑过了。夜班让我得了神经炎，经常头痛。”

潜伏在富士康的记者发现，打工仔们的梦想都相同：做生意，赚钱、发财，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人承受不住高压，选择了放弃。有人把富士康的高强度劳动称为血汗工厂，也有人说，相比之下富士康还算好的，至少工资能按时发放，即使媒体多次曝光自杀案，但每次招人时应聘者仍排起了长龙。还有消息说，富士康的抚恤金超出人们的预期，于是有人想用这种方式给家里人挣钱。

也有人质疑跳楼者中有被保安打死后推下楼的，而富士康的保安里有不少是公安部周永康派来的特务。有人分析说，新华社高调报导富士康自杀案，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大陆本土企业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搞跨郭台铭，给台商穿小鞋。如今这十三起跳楼案依然布满疑云，但富士康的上游公司苹果在考察后力挺富士康，称其“不是血汗公司”，富士康也决定从六月一日起给大陆职工加薪30％。

儿童节的忏悔

人们不愿回忆那血腥的场面，但永远也无法忘怀那致命的一刻。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二十分，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正在等学校开门。突然一个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个，再一个……没有声音，只见血从他们的胸口和脖子上喷出来。凶手郑民生一边挥动手中的刀子，一边自言自语：“杀一个，赚一个”，当人们冲上前夺走刀子时，五十五秒过去了，九个孩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到，中国发生了六起校园惨案，二十二条人命，十六个孩子命丧黄泉。此前二零零四年的四月到十月，在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曾先后发生了至少七起的校园凶案，造成一百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江苏泰兴血案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这次写下的不是童话，而是这样带血的哭诉。正如大陆杂志所说：“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中的罪恶买单。孩子，这是我们的过错，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中国式的恐怖分子

据悉，除广西合浦凶杀案犯有精神病史外，其他人均无精神病，他们多是那种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日子的“失意者”。福建四十二岁的郑民生，即使在法庭上也不后悔他的凶杀行为。中专毕业的他从医十八年，有外科主治医师资格，人称“郑一刀”。去年从医院辞职后，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人，与父亲和六哥一家三口挤在破旧的小单元房里。法庭认定他“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从重从快”枪决郑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又冒出两个“郑民生”，他们似乎把郑民生当榜样，以最恶毒的方式和这个世界道别。难怪有网友感叹——他还魂也太快了，中国似乎到处都潜伏着“郑民生”之流。

用刀子杀孩子的雷州陈康炳是名教师，三十三岁时查出乙肝。病休后，不但同事们不愿与他一起吃饭或说话，以前的女友也不欢而散；铁锤杀人的王永来，用终生积蓄给儿子盖的新房，因占用耕地必须拆除，在与当地官员争执无效后，冒出了杀人的念头；在幼儿园杀死九人的吴焕明，村民们都说他是个老实人，多年前把房子租给了私办幼儿园的吴红锳。吴红锳的家人在县政府有亲戚，拒绝搬走，而且一直不付房租。吴焕明多次上访也无法解决纠纷，最后终于酿成了惨案。

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泰兴的徐玉元。据邻居介绍，“他是一个外向的人，每天早晨都会碰到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不缺钱，手上有商铺和房子出租，他的女儿十月一日就要出嫁了。”为什么会突然行凶，而且自行拨打一一零报警呢？

据《财经》杂志调查，四月二十九日徐玉元犯案被擒后，曾一度供述泰兴另两起案件亦为其所为。一是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五日，徐玉元家对面济川实验初级中学的二十八岁的女教师程燕遇害案；二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晚，泰兴市机关幼儿园五岁戴姓幼童被人割伤颈部。然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在警方最后的调查报告中，不久徐玉元就被执行了死刑，死前他想说话，但没人给他机会。

凶手妻子回忆，杀人案的前一天晚上，三名警察到徐家盘查有关附近电动车被盗的事。没人知道那晚徐玉元想到了什么，是夜他写好遗书随身携带，上面将债权、债务罗列清楚，嘱咐妻子代为处理，同时表达了对妻女的愧疚，望她们珍惜生命。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夏明教授评论说，目前中国的“火山”已经在冒烟、在起爆中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矛盾走向了一个邪恶的发展方向。这种邪恶，从中国执政者的态度中显露无遗。中国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痛苦极端漠视，没有任何同情心，百姓在得不到任何帮助和同情的情况下，一方面对自己的生命不加爱惜，一方面还对这个社会施以报复性的惩戒，很多人在自杀之前他会去找许多无辜的人来为他垫底，整个社会丧失了最起码的恻隐之心。

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六月一日上午，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枪击事件。邮局保安队长、四十六岁的朱军，在计划数周之后，谎称去检验枪枝，带了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支手枪和一封针对法院的遗书，来到法院开枪扫射，造成四死三伤后开枪自杀。此前，朱军因离婚案与法院交涉出现纠纷。大陆互联网上超过70％的网民称枪杀三名法官的朱军为“杀贪英雄”，当地数十民众抬着“朱军是人民大英雄”的花圈到法院纪念。

同一天，河南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发生一起拆迁血案。村民回忆说，“早上六点多，随拆迁机械一起开进来的，还有防暴警察、公安、消防车、急救车、警车等五百多人。七点钟他们开始强拆房屋，村民一下子围在了房子面前，要保护房子，现场有一个拆迁人员拿着喇叭喊：第一组，上！第二组，上！第三组，上！警察分组对付村民，村民的力量很弱，眼看对抗不下去了。

这时刘大孬看不下去了。他本来一向是很老实巴交的人，把厢式货车开过来，停在拆迁机械的前面，想把村民给保护起来，另外阻止拆房子。结果警察就砸他的车子，把挡风玻璃砸烂了，防暴警察还打他，刘大孬一气之下，开着车子冲向执法的人群，结果六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然后，领导就打电话派来了三卡车带着枪的公安，三卡车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呀……（哭）。”事发后，刘在亲属的陪同下投案自首，但陪同的亲属及十余位声援村民遭到公安扣押。

六月三日在广州一住宅楼内，四十岁左右的陈国胜，因无钱缴纳房租，与房东请来的治保人员及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曾当过兵的陈国胜突然开枪打中派出所一名陈姓副所长的腹部。随后警方用两只警犬、催泪弹、枪击等，近十小时后将凶手击毙。

转自(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