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使館放出的消息說，失蹤一年多的高智晟律師目前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工作」。而不久前警方曾對高智晟的哥哥說，高智晟律師是「走丟」了。怎麼會有這麼辦事不利的警察，竟然沒有揣摩到上頭一年後無論如何也得給外界一個說法，一度造成高律師是被黨和政府「被走丟」的惡劣影響，建議對此警「殺無赦」，「斬立決 」，以嚴懲一小撮不懷好意的警務人員的造謠和顛覆。
至此，國內外關心高智晟事件的人士方才恍然大悟，原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安排下，高律師正在祖國的大西北「被工作」。
其實，憚於高智晟律師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西方政府及民衆對此事的關注程度，中共當局不敢輕易動殺機。另外，如何處理高智晟律師，從一開始直到今天都在中共黨內死硬派和溫和派，或說人性未泯派之間存在着強烈的分歧，否則中共也可以像對劉曉波一樣公開重判高律師。如此說來，由於互不讓步懸而難決，高智晟律師被囚禁在某個邊遠或祕密地方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從二零零三年參加陝北石油事件的維權活動，到零四至零五年間三次爲法輪功上書，再到零六年爲太石村事件及汕尾事件發起維權接力絕食，高智晟律師在近年國內高漲的維權運動中，對普通大衆以及海內外民主人士和自由知識份子都表現出相當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中國良心律師的失蹤更是引起西方政府和媒體的普遍關注與擔憂。
資深記者吳葆章先生曾以其敏銳的時事觀察，對與高智晟律師相關的系列事件評價說，如果我沒看錯的話，中國的反對黨領袖正在誕生。
行文至此，勸胡溫一句。面對中國大陸瀕臨崩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兩位無論是爲了自身的歷史功過還是爲了人民的福祉考量，解體共產政權、立新政府並施行多黨制都勢在必行，而現在，正是借用民間力量共舉大事，並建立反對黨的好時機。若能跨出這一步，則勢在必得。
若還是看不清東歐的經驗，不妨從同文化的臺灣人走向共和的歷史得到一點借鑑。70年代末到80年代，正是在「美麗島事件」中湧現的維權律師們，走上政壇併成爲組建臺灣第一個反對黨的主要力量。不論其中個別人後來如何，畢竟他們的歷史角色對臺灣民主化的作用不可抹煞。這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
審時度勢，與其做舊王朝的最後一個衛道士，不如做新興中國的開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