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她是在三十年前，當時她住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個着落在深山裏的小連隊。生產建設兵團其實和農民一樣，也是起早貪黑地種地，不同的是他們的各級主管領導人，都是現役軍人。
文革期間，兵團的「革命鬥志」比地方高，他們早晨天天讀學毛選，天天晚上開大會。把被揪出來的地、富、反、壞份子拉上臺。讓他們站在長條凳子上，低頭哈腰。再往他們脖子上掛上一隻水桶或吊幾塊磚。這些都是用很細的鐵絲栓着，不一會。血就順着鐵絲流下來了。誰堅持不住就打。被斗的人經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對這些 「地富反壞右」誰都可以上臺去打。想入團、入黨，想提幹的人都衝上來了。誰打得狠，誰無產階級立場堅定，誰的旗幟鮮明。誰就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接着他們就可以入團、入黨、提幹了。
文革結束後，不少「地富反壞右」的帽子摘了。一直輪不到她。人們在街上時常可以看到一個披頭散髮，滿臉血跡，穿着一身血衣，後背上還縫了一大塊白布，上面寫着訴狀的女人。她一邊走，嘴裏還直嘟囔。她像瘋子，像傻子，像精神病。她揹着這塊白布去上訪。到團裏告，到師裏告，到兵團告，到省裏告。她被抓回來，再跑，再告。她與其他「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不同的是，她就是不認罪，打死也不服。這屬於「態度不老實」「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對抗黨中央」。所以她比別人不知多挨多少揍。算她命硬，要麼早沒命了。
當地領導對她恨得咬牙切齒，說她到處告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了咱組織（黨）的形象。「恨不得一棒子打死她！」。她就是文革期間被戴上「壞份子」帽子，交給羣衆監督改造的楊大珍(化名)
她該不該平反，黨委迫於羣衆的壓力，勉強同意覆核一下。我接了這個案子。翻開薄薄的卷宗，她的罪行共有五條。
第一條「老子在臺灣，企圖反攻大陸」。是她老子要反攻大陸，還是她要反攻大陸。不清楚。她質問省里人說：「我老子在臺灣是給誰幹事？是爲國民黨幹事，我爲什麼是『軍屬』？如果是爲共產黨幹事，他爲什麼要反攻大陸？」經過多次上訪，最後得到了祕密答覆：「這事別嚷嚷大了，要讓臺灣知道了，你爹就沒命了! 」
第二條「反動透頂，企圖槍殺黨團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年大珍二十多歲，風華正茂，又是中專畢業，在當地是文化人。知道的事多。那年開春，大夥圍着糞堆用鎬頭刨糞。是把凍得像石頭一樣的糞，用鎬頭一塊塊刨下來，再用車送到地裏。她一邊幹活，一邊興致勃勃地給大夥講着離奇的故事。當時有一個人問她：「什麼槍最厲害？」她說：「槍分步槍。衝鋒槍。機關槍，當然機關槍厲害了。」說着她端起鎬把說：「這要是機關槍，我這麼一突突。」說着她把身子就地轉了一圈說：「你們就全死了。就這麼厲害。」她說的這句話，被入黨積極份子告到了團保衛科，因爲幹活這羣人中就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
第三條「破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教導，倒插楊樹苗」。那年植樹，要把十公分長的樹條，小骨朵頭朝上插在地上。你如果不認真容易將骨朵頭朝下插地上。這是常犯的錯誤。因爲她出身不好，被上綱上線問題就嚴重了。
第四條「破壞毛主席支邊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教導 ，腐蝕拉攏革命知識青年」。'她人員好，一天一幫支邊青年到她家包餃子吃，她把一枚硬幣包在餃子裏說：「誰吃着它，誰有福啊。」結果被一知青吃到了，大夥一陣嬉笑。事後，有人將此事告發了。
第五條「道德敗壞，流氓成性，亂搞兩性關係。」卷宗裏只有一個人證明她在戀愛期間和男友睡到一個炕上了。我找到了那個男人，他當時是機關幹部。他對我說：「黨的政策我知道，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要是不承認是態度不老實，我不交代是抗拒組織（黨），這讓我怎麼辦吶。大珍能夠證明我的清白啊。」說着他哭了。我沒再問什麼，看他可憐，也怕給他造成影響。
就這五條大罪，讓一個原本活潑開朗的脆弱女子，遭受了十幾年的折磨。冬天她被關進黑屋，要忍受北大荒零下二十八、九度的嚴寒。夏天她被關進陰暗潮溼的牛棚，任憑蚊蟲叮咬。還常被揪去開批鬥大會被打的鼻口冒血。她受盡折磨，受盡凌辱。就連她小便時，不讓男人看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她要小便，看守將她帶到室外後用手一指地說：「就在這尿! 」她說：「女人撒尿，男人該回避一下吧？」看守氣急敗壞地吼道：「迴避你媽了個x!我就瞅你怎麼了，你個壞份子。」
認識她的人都說：「要叫一般女人早折磨死了，她能活下來，真是個奇蹟。」還有人說：「你別說國民黨的種，就是抗造，要麼怎麼說資本主義是腐而不朽，死而不爛呢。」
案子覆核完了，我向黨委做了彙報。闡述了我認爲此案該平反的理由。參加會議的一位領導說：「像她媽的楊大珍這種人，戴着帽還這麼狂，要給她摘了，不就更管不了啦，要我看還是給她戴着吧，要麼再找找法律，看看再給她弄個什麼的，在咱共產黨領導下，總不能讓這種人太囂張吧! 」'
團黨委給沒給她平反，我不清楚了。我調走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頭兩年偶爾想起她，費了許多周折找到了熟悉她的人，人家告訴我說：「她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整天上訪告狀。她告場長盜伐林木。她告書記挪用公款。她告工程偷工減料。她有文化又能說都委託她去告。」我問「告贏了嗎？」對方說：「有的領導被調走了，這就算贏了吧!被告的多半都升官了。她這麼告，還影響她子女就業，只好自謀生路了。」
那天，我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她的聲音一點也沒變，還是那麼清脆。那麼利落。我問她：「你還告嗎？」她大喊一聲：「告! 」我問：「告贏了嗎？」她反問道：「你看還有這種可能嗎？」我沒有回答，她笑了，笑聲中帶着苦澀和悲哀。我腦海裏浮現出了她那憂傷無助的表情。我同情她，可憐她，因爲她是一個永遠告不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