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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永遠告不贏的女人
 
大生
 
2009年8月16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她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女人,個頭不高,瘦瘦的。長得白白淨淨,說話時總愛笑,一笑臉蛋上一邊一個小酒窩。她心眼好,愛幫助人,性格又開朗。左鄰右舍都說她是個好人。她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她那與衆不同的那一串串銅鈴般的笑聲。

我認識她是在三十年前,當時她住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個着落在深山裏的小連隊。生產建設兵團其實和農民一樣,也是起早貪黑地種地,不同的是他們的各級主管領導人,都是現役軍人。

文革期間,兵團的「革命鬥志」比地方高,他們早晨天天讀學毛選,天天晚上開大會。把被揪出來的地、富、反、壞份子拉上臺。讓他們站在長條凳子上,低頭哈腰。再往他們脖子上掛上一隻水桶或吊幾塊磚。這些都是用很細的鐵絲栓着,不一會。血就順着鐵絲流下來了。誰堅持不住就打。被斗的人經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對這些 「地富反壞右」誰都可以上臺去打。想入團、入黨,想提幹的人都衝上來了。誰打得狠,誰無產階級立場堅定,誰的旗幟鮮明。誰就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接着他們就可以入團、入黨、提幹了。

文革結束後,不少「地富反壞右」的帽子摘了。一直輪不到她。人們在街上時常可以看到一個披頭散髮,滿臉血跡,穿着一身血衣,後背上還縫了一大塊白布,上面寫着訴狀的女人。她一邊走,嘴裏還直嘟囔。她像瘋子,像傻子,像精神病。她揹着這塊白布去上訪。到團裏告,到師裏告,到兵團告,到省裏告。她被抓回來,再跑,再告。她與其他「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不同的是,她就是不認罪,打死也不服。這屬於「態度不老實」「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對抗黨中央」。所以她比別人不知多挨多少揍。算她命硬,要麼早沒命了。

當地領導對她恨得咬牙切齒,說她到處告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了咱組織(黨)的形象。「恨不得一棒子打死她!」。她就是文革期間被戴上「壞份子」帽子,交給羣衆監督改造的楊大珍(化名)

她該不該平反,黨委迫於羣衆的壓力,勉強同意覆核一下。我接了這個案子。翻開薄薄的卷宗,她的罪行共有五條。

第一條「老子在臺灣,企圖反攻大陸」。是她老子要反攻大陸,還是她要反攻大陸。不清楚。她質問省里人說:「我老子在臺灣是給誰幹事?是爲國民黨幹事,我爲什麼是『軍屬』?如果是爲共產黨幹事,他爲什麼要反攻大陸?」經過多次上訪,最後得到了祕密答覆:「這事別嚷嚷大了,要讓臺灣知道了,你爹就沒命了! 」

第二條「反動透頂,企圖槍殺黨團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年大珍二十多歲,風華正茂,又是中專畢業,在當地是文化人。知道的事多。那年開春,大夥圍着糞堆用鎬頭刨糞。是把凍得像石頭一樣的糞,用鎬頭一塊塊刨下來,再用車送到地裏。她一邊幹活,一邊興致勃勃地給大夥講着離奇的故事。當時有一個人問她:「什麼槍最厲害?」她說:「槍分步槍。衝鋒槍。機關槍,當然機關槍厲害了。」說着她端起鎬把說:「這要是機關槍,我這麼一突突。」說着她把身子就地轉了一圈說:「你們就全死了。就這麼厲害。」她說的這句話,被入黨積極份子告到了團保衛科,因爲幹活這羣人中就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

第三條「破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教導,倒插楊樹苗」。那年植樹,要把十公分長的樹條,小骨朵頭朝上插在地上。你如果不認真容易將骨朵頭朝下插地上。這是常犯的錯誤。因爲她出身不好,被上綱上線問題就嚴重了。

第四條「破壞毛主席支邊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教導 ,腐蝕拉攏革命知識青年」。'她人員好,一天一幫支邊青年到她家包餃子吃,她把一枚硬幣包在餃子裏說:「誰吃着它,誰有福啊。」結果被一知青吃到了,大夥一陣嬉笑。事後,有人將此事告發了。

第五條「道德敗壞,流氓成性,亂搞兩性關係。」卷宗裏只有一個人證明她在戀愛期間和男友睡到一個炕上了。我找到了那個男人,他當時是機關幹部。他對我說:「黨的政策我知道,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要是不承認是態度不老實,我不交代是抗拒組織(黨),這讓我怎麼辦吶。大珍能夠證明我的清白啊。」說着他哭了。我沒再問什麼,看他可憐,也怕給他造成影響。

就這五條大罪,讓一個原本活潑開朗的脆弱女子,遭受了十幾年的折磨。冬天她被關進黑屋,要忍受北大荒零下二十八、九度的嚴寒。夏天她被關進陰暗潮溼的牛棚,任憑蚊蟲叮咬。還常被揪去開批鬥大會被打的鼻口冒血。她受盡折磨,受盡凌辱。就連她小便時,不讓男人看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她要小便,看守將她帶到室外後用手一指地說:「就在這尿! 」她說:「女人撒尿,男人該回避一下吧?」看守氣急敗壞地吼道:「迴避你媽了個x!我就瞅你怎麼了,你個壞份子。」

認識她的人都說:「要叫一般女人早折磨死了,她能活下來,真是個奇蹟。」還有人說:「你別說國民黨的種,就是抗造,要麼怎麼說資本主義是腐而不朽,死而不爛呢。」

案子覆核完了,我向黨委做了彙報。闡述了我認爲此案該平反的理由。參加會議的一位領導說:「像她媽的楊大珍這種人,戴着帽還這麼狂,要給她摘了,不就更管不了啦,要我看還是給她戴着吧,要麼再找找法律,看看再給她弄個什麼的,在咱共產黨領導下,總不能讓這種人太囂張吧! 」'

團黨委給沒給她平反,我不清楚了。我調走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頭兩年偶爾想起她,費了許多周折找到了熟悉她的人,人家告訴我說:「她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整天上訪告狀。她告場長盜伐林木。她告書記挪用公款。她告工程偷工減料。她有文化又能說都委託她去告。」我問「告贏了嗎?」對方說:「有的領導被調走了,這就算贏了吧!被告的多半都升官了。她這麼告,還影響她子女就業,只好自謀生路了。」

那天,我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她的聲音一點也沒變,還是那麼清脆。那麼利落。我問她:「你還告嗎?」她大喊一聲:「告! 」我問:「告贏了嗎?」她反問道:「你看還有這種可能嗎?」我沒有回答,她笑了,笑聲中帶着苦澀和悲哀。我腦海裏浮現出了她那憂傷無助的表情。我同情她,可憐她,因爲她是一個永遠告不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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