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 二十周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之际，中共如同坐在了火山口上。应该指出，维权人士深入巴东，反映出民间对中共司法制度的极端不信任。而中共肯定会把这种不信任视为对其管制权威的挑战。周永康甚至提出“奥运安保日常化”，也就是把奥运期间草木皆兵的戒严模式日复一日的延续下去。
邓玉娇事件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件，在共产党看来已经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最后的定谳肯定是政治局来做决定了。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中共高层应该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抚”、一派主张“剿”。周永康一派定然主张强硬镇压的；而安抚一派固然在通过掌控的媒体发出自己的信号，但强硬镇压的一派应该占了上风。这就是为什么5月28日，野三关镇当地政府加强对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维权人士的暴力阻止与驱赶，殴打《新京报》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并强行押送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等人离开。
事情的发展仍充满变数。“瓮安事件”的处理模式也许是中共的一个选项。
2008 年6月28日，奥运会开幕还有四十天的时候，上万名瓮安民众因为对女中学生李树芬被奸杀后政府不仅不处理凶犯、反而将报案的李树芬叔叔暴打至骨折住院而义愤填膺，火烧了县公安局大楼。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令镇压，诬蔑“六.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为暴徒，军警开枪打死三人，伤一百五十人，并逮捕了大约三百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把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撤职以平息民怨。
我在2008年7月5日发表的“从瓮安事件预测奥运前政局走向”中曾经说过“此次中共处理瓮安事件释放出了一个它不愿意释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众拚死抗争，地方官员也会受到惩处。这对于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励抗争的作用。因此我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理官员模式，中共不会多加使用。而迅速采取暴力镇压民众的模式则会继续延续到中共死亡为止。”
2008年中共采取“瓮安模式”是为了在奥运会前营造“和谐盛世”，而这次面临“六四”二十周年和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中共的危机感比“奥运危机”更加深重，因此再次采取“瓮安模式”并非全无可能。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瓮安事件中的李树芬之死被中共用“俯卧撑”囫囵过去，那些强奸犯并没有受到惩处。上次的死者李树芬是民女，这次死的却是淫官邓贵大，而烈女邓玉娇还活着。以何种名义和方式处理犯罪淫官才能既骗取民意，又能让政府体面下台，这对中共来说更加棘手。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采取强硬镇压的模式可能性相对更大。在手握枪杆子的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系人马看来，任何妥协都是“亡党”之举。譬如1999年4月25 日，上万法轮功学员如此和平理性地要求和平对话，中共尚且不肯让步。如今民间要搞十万人到上千万人的“街头散步”，支持邓玉娇，中共又怎能容忍这等藐视和挑战？
中共也许会胁迫或利诱邓玉娇的家人，包括邓玉娇本人认罪，这里只想送给他们《九评之二》中的一句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我们需要明白，中共最后即使做出了有利于邓玉娇的处理，但造成邓玉娇案件的根源——中共淫官靠着一党专政的撑腰而肆意欺压、凌辱百姓；以及造成邓玉娇案发展的根源——中共司法不公，只保护强势淫官、不保护弱势群体，都没有根除。下一次类似邓玉娇的案件就还会发生，而中共不可能次次让步。
如果中共强力镇压一切反对的声音，而民众不能上街抗议的话，中共以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公安部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邓玉娇的时候，所依据的就是“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而民众如果上街抗议，却只在巴东地方的话，中共仍会无所顾忌的沿用“瓮安模式”派武警镇压。
巴东基层党官在驱赶殴打记者时，也许无意中喊出了中共最胆战心惊的一句话——“你们有种就去北京游行，六月四日就去天安门闹！”
巴东党官中喊出了中共最胆战心惊的一句话──“你们有种就去北京游行，六月四日就去天安门闹！”（图为1989年“六四”，北京民众走向天安门广场。中共魂飞魄散。）
（对邓玉娇案件走向的沙盘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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