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采访内容：
记者：为什么中共不能把外汇储备留持手中，而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公司债券？
程晓农：所谓的外汇储备，其实是指中国的银行通过结汇而拥有的外汇。这些外汇不能滞留在中国的银行帐户里，而中国的银行在海外并没有广泛的经营网点和经营能力，无法把如此巨额的外汇成功地贷给外国可靠的工商业客户，所以只能通过投资把外汇储备转换成外国的金融资产，从而取得收益，否则中国的银行是要破产的。
外汇储备的投资实际上只有3种主要形式，即转存外国私营银行、购买外国政府的国债，以及购买外国的公司债券或股票。把巨额存款存到外国私营银行，不仅利息低，更大的麻烦是风险极大，万一外国私营银行破产，这样的存款就泡汤了。最近冰岛发生金融危机后，冰岛政府为了挽救本国的银行，冻结了英国数十万民众和一些英国地方政府机构在冰岛银行的存款，结果酿成了外交纠纷，至今未能解决。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股票同样风险很大，万一股价下跌，外汇储备就会缩水。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比较安全，但对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来说，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几年前这个部门确实考虑过“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想把外汇储备分散到几个主要币种，比如欧元，但最后因为亏损及其它原因，放弃了这一做法。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过大，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国债发行量大到足够吸纳中国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债是最可能的主要选择。
事实上，由于美元贬值，从2007年7月到11月，中共当局曾经试图减少持有的美国国债，其美国国债持有量从4800亿下降到4589亿；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对美国公司债券的持有量。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购买的公司债券（特别是“两房”债券）风险大增，于是，从2007年底到目前，中共当局一直在缓慢地增加美国国债的持有量（8个月里增持了598亿）。到2008年7月底为止，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及国家银行持有518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另外还有近4千亿美元购买了有政府支持的美国“两房”的公司债券，还有其它一些分散的投资。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投资不会有大问题。但今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端于次贷危机，“两房”首当其冲，其债券价格暴跌，中国的外汇储备因此损失惨重。
从上面的道理可以看出，当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时，确实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财力，但同时应该了解，实际上中共当局舍此并无其它选择。
记者：由于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所以现在只有中共才能拯救美国？中共当局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提升？
程晓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混淆了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当下美国正准备采取的缓解金融危机的措施，必需依靠新发行的国债。过去发行的国债已经用于以往的财政支出，所以与这次缓解金融危机的手段没有关系。那么，眼下中国有多少新增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呢？其实并不多。随着中国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缓，中共权贵们通过香港把藏在英属维京群岛等地的“热钱”投入国内股市房市的巨额资金也陆续撤出，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明显放慢，自今年6月以来只有区区千把亿美元而已。这一点资金如何妄谈“拯救美国经济”?
其次，中共当局为了自己新增外汇储备的安全，只能选择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现在各国股市暴跌，债券是不能买了，欧洲国家的实体经济情况其实并不比美国好，中国的新增外汇储备别无去处，最安全的避风港还是美国国债。所以当温家宝访美时对美国观众说，中国会与美国共渡经济难关，这样的话其实不过是个顺水人情而已。
再次，究竟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共当局的财力？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债发行总量已超过10兆美元，所有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加在一起只不过占5%而已。对美国来说，中国多买一点美国国债是锦上添花；若中国一点不买，美国的国债照样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美国依赖中国”的说法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中共当局自己哄自己的把戏。
记者：中共能不能以手中的美国国债要胁美国政府？
程晓农：如果这是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一方欠另一方债务，或许贷款方会予取予求。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公开运作，不是两国政府间的贷款，更不是私相授受，所以，并不涉及两个政府之间的直接交往。国债到期前，如果中共当局想拿捏美国财政部，就必需到国际债券市场上拍卖自己持有的美国国债。如果拍卖量不大，固然能找到买主，售价上也没有多大损失，但对美国经济没什么作用；如果拍卖量过大，比如想短期内抛出上千亿美元的国债，就不一定找得到买家，即便找到了买家，拍卖价格也高不了，相当于降价求售，最后自己吃个大亏。所以，所谓的“以手持国债要胁美国”一说，其实不过是外行的胡话。
记者：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后，中共开始鼓吹“中、俄模式”的优越性。这种说法有无道理？
程晓农：中国的御用学人对独家鼓吹“中国道路”信心不足，总想拉上一个伙伴，于是就抬出了所谓的“中、俄模式”。
其实，中、俄两国的制度差别极大，基本政治制度上就更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两国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发源地，当年两国民众对这种专制制度的适应性都比较强；一旦开始转型，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革命”的“摇篮国”肯定要比东欧国家艰难而漫长。近年来俄国的政治和民意走向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俄两国还有两个共同点，就是不太愿意正面面对过去的“革命”历史，不舍得放弃大国地位的梦想。这两点又有直接关系：前一点避免了良知的审判；后一点用对外的民族主义情结遮掩了在历史上的是否与责任方面的犬儒主义心态。
如果说有什么“中、俄模式”，它的特点不过如此而已，何“优”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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