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报”的报道称，44岁的李保春是著名肾脏病学专家，中国透析移植协会委员，上海长海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报道最后称，追悼会上特别提到李保春生前曾获无数荣誉。然而，李保春一定没有想到，他最后的离去会让医院感到有点“不光彩”。
李保春的自杀为何使长海医院感到“不光彩”？也许了解一下长海医院充足的可疑肾源会帮助人们看出其中的隐秘。
全国每年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有50万患者等待肾移植，平均每年只有5000-7000患者可以得到移植，这个比率大概是 1：100，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要等待肾源才能进行移植的病人一般要等半年至一年。有很多肾衰竭病人等不到肾脏就去世了。然而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肾源却充足得可疑，该院泌尿外科在网页上介绍该科的肾脏移植“1.供肾质量好，术后肾功能恢复快；2.供肾来源充足，等待移植时间短”。
抑郁症——活摘和移植器官主刀医生的多发症？
肾移植专家李保春的经历与曝光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女证人安妮提供的证词具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点使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更加真实化。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新华网急于删除这条报道。
加拿大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中在提到安妮的证词提供的证词时，非常慎重。麦塔斯曾说，“我们认为指称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的妻子的证词是可靠的，部份原因是因为证词极其详细。然而那些细节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它提供了很多信息，无法加以独立地证实。我们不愿意基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得出结论。所以，最后只有当该证词与其它证据互相证实一致时，我们才依赖这个证词，而不是将其作为唯一的证词。”
李保春的经历和最终“不光彩的”离开至少有两点和安妮提供的证词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安妮证词的真实性。安妮的前夫是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亲自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他从事这个工作的两年期间，摘取了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有时每天要活体摘取几个角膜。
之后安妮注意到前夫自2003年开始，变得精神恍惚，抱着沙发枕头看电视，把电视给关了，他都不知道。后来晚上开始做恶梦，盗汗，醒来看到床单湿透了一个人形。据安妮证实，他的前夫因为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停止摘取器官后很长一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开着车都紧张得要命，过不了正常生活。
一位与安妮前夫一起做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生因为长期做这类手术而得了忧郁症。安妮还证实一个院长的女儿因此跳楼自杀未遂，医院一些知情者对院长女儿的自杀原因也是讳莫如深。
李保春同样在自杀前就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并在自己所在的医院住院。今年三四月他经常睡不着，靠吃安眠药维持，后来不见效，……
“中国快报”报道称，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自杀正是抑郁症最为严重的表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赵国秋教授说：“目前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平均为3% -5%，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5%-8%，……”如果您认为李保春和安妮了解的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同样患抑郁症，是抑郁症发病率3%-5%中的巧合的话。那么，下一个一致性是不是巧合的有些蹊跷？
器官摘取、移植医生被送往SARS第一线
该报道称，2003年5月5日上午8时，正是抗“非典”最为艰难的时候，这一天，在第二军医大学广场前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为李保春等63名奔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勇士”送行。李保春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赴京医疗队副队长、上海长海医院医疗队长、小汤山18病区主任。
安妮证实，自己的前夫也曾于2003年5月被送往北京抗萨。据安妮称，当时北京聚集了很多全国各地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器官移植医生治疗SARS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当时，安妮和家人就认为，当局是为了借刀杀人、灭口。
其实这些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被送往“非典”第一线。据安妮证实，当她前夫不愿再承受良心折磨，决定洗手不干后，当即受到了监控和追杀。她本人身上还留有逃亡时凶手刺杀未遂的伤痕。安妮说，苏家屯血栓医院参与摘取器官的医生，很多人档案被调走，或者换名等，永远不知道这些人最后到哪里去了。
在北京举办奥运前，中共极力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一位器官移植因严重忧郁症跳楼身亡，一定会引发舆论的思考与联想，对活摘器官的幕后操纵者自然是“不光彩的”。
而李保春的“不光彩”死亡，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强了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存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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