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次被非法关押，每一次都被迫进行身体检查，那时我不明白干吗要检查身体？恶警的回答是：例行程序。但是每次它们检查的方式却让我感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为我的身体健康考虑，而是想从我们的检查结果中弄出什么名堂。

2000年9月底我去同修家里出来时被监视她家的便衣和保安抓住，硬是把我送到朝阳看守所，当时我抗议他们的非法关押，拒绝讲我的名字，我被编上了号（我已记不清我被编的号码）。期间，我因制止恶警唆使吸毒卖淫的犯人惩罚法轮功学员，遭到她们5、6个人的殴打，我被打得头晕目眩，身体青紫，一个星期后才开始消退。

那时我是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在一个多星期后，有一天我被恶警喊出去，恶警把已经准备好的沉重的手铐脚镣给我戴上。当时还有一名没有讲名字的法轮功学员也被戴上手铐脚镣，恶警让我们上车，当车停下来我们下车后看到是一所医院。

进了医院我感到这里面很静，有点奇怪，恶警带我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做了心脏、心电图检查，抽血化验、视力等检查，检查完了，一个恶警过来说：“你不吃不喝这么长时间，身体还挺好的。”我不失时机的给他讲真相，就说：“是啊，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身体当然好了。我们身体没有问题，不需要检查身体。”

恶警继续说：“你以前有什么病吗？”我说：“我身体没有病，我不是因为有病才炼法轮功的，觉得‘真善忍’教人向善很好。”他又问：“你心脏怎么样？”我说：“我的心脏挺好的，好像没炼法轮功前，有点心律不齐。”就这样恶警又走了，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一会儿他抱着好几瓶静脉注射的药出来，说是给我和那位法轮功学员打的，为了我们身体好。

就这样我们被带回了看守所后，把我们铐在窗户上，给我们静脉注射。当药物进入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血管崩裂般的隐隐刺痛，我感到心跳、心慌和窒息。

后来，一名警察问我住址姓名，我看他没那么恶，就告诉他我住在北京，并告诉了我的名字，他赶快打电话给我住处的派出所，让人来把我带走。

在2000年2月到2001年3月，我三次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期间，我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到北京来只是要告诉当局：法轮功好！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当局了解真相，还法轮功清白！他们被抓之后不说名字，送到看守所后被编上号贴在身上。晚上被警察喊出去提审，回来之后看出来是被打了。说了名字的就被留在北京劳教了。很多没说名字的就不知道被送到去哪里了。

那时经常在晚上就被警察喊号让收拾东西，当时我们以为要释放，可是不象，一些犯人说，还是带好东西预防万一，好像听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在一大早大概4、5点就被喊号，紧急出去集合。当时就看到恶警很紧张，他们都是全副武装，而且都是过了好几天后才回来。听说把那些法轮功学员送到一个集中营，只关押法轮功的地方。

那时候每天清早，中共恶警都要点名，姓王的狱医是专门点法轮功的名，她假装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担心，要我们每个人站在牢房门前做迅速下蹲、站起的动作，观察我们身体反应状况，有时把我们单独叫出去，给我们检查心脏和量血压。那时，中共恶警想尽一切办法整治、编造诋毁法轮功的罪证。它们要求我们写：在关押期间不打针、不吃药、不看医生，身体出现一切问题与看守所没有任何关系，不负任何责任。现在想起来按照它们要求写的目地就是有一天它们酷刑折磨、打伤、打死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身体出现的任何症状都与它们无关了。

那时，我们想像不到中共的残暴，也看不清中共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杀人、吃人的邪恶阴毒嘴脸。我没有想过那些没有说出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会面临着器官被摘除、人还活着就被焚烧的命运。但是回想起当时它们确实跟我们说过：“你们再炼，你们再不讲出名字就把你们放到沙漠、偏远荒芜人烟的地方，与世隔绝，想出都出不来，让你们在那里炼个够。”那时看守所的警察和其他刑事犯都在说中共在新疆、河北、东北等地......建什么专门关押法轮功的基地（集中营），你们不要继续坚持，不然送到那里可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