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师。

1998年，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法庭上出色的辩护和他对受害儿童的无私救助在丹东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丹东电视台、《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等媒体采访了高智晟律师，把高律师誉为“是一个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好人。”但是，这些报道现在都被删除了。

中共随时篡改自己的历史，也随时篡改他人的历史，但是《大纪元》时报把大陆官方过去刊登的报导整理出一部份并公布出来，让读者从这一个例子中看迫害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中共是个什么东西。

1998年11月15日，丹东市火车站华灯初上。

强制监控高律师的妻儿，警察在高家单元门口 对面盖起了一个小白平房。

为什么站在一旁的列车员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位眉宇间流露出英俊豪气的中年男子是谁?他说过：“为了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我将伴随着他走完所有的诉讼历程。”他就是不远万里自费从新疆到丹东替5岁残童邹炜毅免费打官司的人——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高智晟律师。

灾难从天而降

1993年3月21日，白白胖胖的邹炜毅在辽宁省丹东市铁路医院出生了。他的降临给全家人带来了无比的欣喜和快乐，爸爸妈妈精心呵护着他，姥姥、姥爷更是爱如掌上明珠。

1993 年7月22日，五个月的小炜毅因拉肚子被母亲抱到当地铁路医院治疗，值班医生在粪便化验单没有返回的情况下，就诊断为急性肠炎，让小炜毅立即住院。住院部医生开出了“8万”单位庆大霉素、静脉点滴每日一次的处方，静点三天后患儿于7月24日康复出院。回到家后的小炜毅对声音反应迟钝、发呆。8月初，父亲邹文胜和母亲汤敏又把孩子抱到该院儿科检查，医生发现孩子没有听力，因该院没有检测仪器，孩子被转院到丹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听力完全丧失，听完家人的叙述后，医生认为孩子无听力是超剂量使用庆大霉紊所致。邹文胜和汤敏心急如焚地抱着小炜毅直奔沈阳医大复检，可诊断结果一样，后经多方治疗仍未见有好转。

1995年5月，在沈阳医大第二医院，经过专家、教授的联合会诊，认为孩子的听觉器官发育正常，排除了先天缺损的可能。

1995年11月6日。北京同仁医院对已两岁半的孩子做了进一步检查，诊断为124db刺激双耳均未见明显反应波形。

1996年3月孩子由丹东铁路医院转诊到丹东市第二人民医院，该院确定诊断为药物性耳聋。孩子的终身残疾如雷轰顶，从天而降的灾难让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小炜毅的母亲当时昏倒在医院地上。

艰辛的五年上访

被医院致残的受害儿童和家长。

为了给小外孙看病，退休了的姥爷不能安享晚年，倾其所有还迈上了艰难的打工之路；姥姥刘雅军5年中每天只买一根芹菜，后来卖芹菜的小贩知道她家的遭遇后，每天特意留下一根芹菜送给她。

丹东铁路医院1996年3月初作出了“此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内部鉴定意见，并不再报销孩子的医疗费用。

经过无数次的上访，1996年8月，丹东铁路分局卫生处终于同意出具医疗事故鉴定的委托书。当刘雅军老人拿着医疗事故鉴定书要求丹东铁路医院解决孩子的治疗费用时，该院竟漠然处之、不予理睬。在多次与丹东铁路局周旋无果的情况下，刘老太太被迫于1997年4月到铁道部上访。

丹东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于1997年8月8日出具了鉴定书，定为“二级乙等医疗技术事故”，但丹东铁路分局及铁路医院不服，不予执行，小炜毅家人无奈，向法院起诉。

1998年1月，辽宁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最终鉴定结论：１被告针对原告超剂量使用了能引起耳聋的耳毒性药物庆大霉素；２原告存在双耳重度感音性耳聋的损害事实；３被告超剂量使用药物与原告重度耳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998年3月，丹东铁路分局作出处理决定：自1993年7月24日至1998年3月31日间的患儿医疗费用(以收据为主)由丹东铁路医院全额支付，铁路医院给予患儿一次性经济补助费6000元。

5 岁的小炜毅目前只戴了个助听器，因买不起助听器调频系统，孩子接收外界声响非常吃力，幼儿园拒收他，小朋友与他无法沟通，他今后的治疗费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据有关专业机构结论：一个助听器的寿命为4年，现行价为8600元，按中国人平均寿命70岁计算，孩子一生保守估算需换助听器16次，这笔必须支出的费用达137600元，助听器调频系统每套寿命为5年，按每套现行价格14900元算，一生保守估算需换13次，这笔费用为193700元，耳膜每年需换5个，按现行价计算每个50元，这笔费用一生为16250元，助听器电池现行价每块2元，每月需换10块，保守计算这笔费用为15600元……小炜毅的艰难前程足以令人心惊胆寒!

万里之行的无私援助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的高智晟律师是在办案途中读到这篇文章的，文还未看完，他的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小炜毅的不幸让他夜不能眠，他也是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啊。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当即与《中国律师报》社取得联系，他愿为邹炜毅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年仅35岁的高律师有着丰富的代理医疗事故案件的经验，仅他免费代理的医疗事故诉讼案就有14起。经《中国律师报》社慎重考虑，邹炜毅的亲人和他多次磋商后，最终决定由高智晟律师担任小炜毅的诉讼代理人。

接案初始，由于路途遥远，高律师只得通过文传电讯的方式与邹炜毅的家人取得联系，了解案件真实情况和相关证据，指导他们收取证据。

1998 年10月底，丹东中级人民法院确定邹炜毅诉丹东铁路职工医院、丹东铁路分局一案将于1998年11月9日一审开庭。11月4日，高智晟律师和助手李惠锦踏上了征程。他们事先未给小炜毅家打招呼，自费乘飞机抵达沈阳后，又连夜乘坐7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往丹东。5日早晨一到丹东他俩不顾旅途疲惫直奔丹东中级人民法院，开始投入了繁忙的庭前调查工作之中。高律师到丹东后对邹炜毅姥姥刘雅君老人只说了两句话：“东北之行我不花你家里的一分钱，我更不需要你对我说任何感激的话。”他的壮行和话语像春雨般滋润着老人饱经沧桑的心。

在丹东，高律师和助手住在最简陋的招待所，大白天老鼠悠闲散步；他们吃最便宜的方便面，坚决拒绝邹家为他们做的可口饭菜；他们到丹东市政府、劳动局、市交警大队等单位调查取证时，政府部门主动出人带他查找证据，交警大队的一位科长亲自为他复印文件；出租车司机拒收他的车费；饭店老板只收饭菜的成本钱；一位残疾姑娘只收他一半的复印费，并对他说：“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

开庭前一日是个星期天，高智晟律师和助手李惠锦带着小炜毅去公园玩，公园售票员不收他们的门票；高律师想给孩子买玩具，摊主认出他就是来自新疆免费为残童打官司的律师后，执意送给小炜毅一个望远镜；5年中一心为小外孙奔波的刘雅军老人，因小女儿嫌她偏心离她而去，高律师的义举无声地感召着她重回母亲身边，跪着请求母亲的原谅。老人流着泪对高智晟说：“你不但免费为我们打官司，还帮我唤回了醒悟的女儿。”

高律师的万里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丹东人，同时他也被丹东人同情弱者、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所感动。为让邹炜毅能得到恰当、合理的赔偿及治疗，高律师对每一笔赔偿金都一一核算，将当事人提供的几百张票据一一清点、整理，计算损失数额。经计算，决定追加赔偿数额，然而，增加赔偿金数额，就需要补交追加赔偿金额部份的诉讼费，可邹家已债台高筑，拿不出这笔诉讼费。高律师就领着刘雅军老人找到法院副院长说明情况，请求缓交，终于得到法院同意。为了整理证据材料、计算索赔数额、撰写代理词，他和助手每日工作到东方发白。

1998年11月9日，丹东市中级法院民事一庭里座无虚席。《辽宁法制报》、《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丹东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全部到场旁听，高智晟作为残童邹炜毅的代理律师面对着法官和两个被告——丹东铁路医院和丹东铁路分局，开始了慷慨激昂的陈词。

他激动地说：“在进行本案代理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全家，向含丹东中级人民法院在内的一切对受害儿童邹炜毅倾注热情支持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患儿的关怀，感谢他们对社会正义支持的热情。本案今天开庭审理了，维护孩子合法权益的公正判决将是对这种热情的最好回馈，我和我助手李惠锦是在看了《中国律师报》的报导后加入这种热情者的行列，我们的万里之行只为需要而来，即受害儿童的需要，追求我们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审判长，步入今天的法庭，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为患儿邹炜毅来到这个世界仅五个月遭遇到的沉重不幸而感到痛苦，为可怜孩子的全家五年来的辛酸经历感到痛苦！同时为他们最终走入法庭而感到一丝安慰，本案的事实是清楚的，我将本着事实与法律发表以下代理律师意见……”

高律师在“代理词”中说道，他们起诉并不仅仅是为了赔偿，因为再多的钱也不能换回小炜毅的健康，再多的钱也不能使孩子的家庭回到往昔的欢乐之中。他们想通过法律还小炜毅一个公道，以唤起人们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和爱护，不要让小炜毅的悲剧在别的孩子身上再度重演！

庭审进行了整整一天，刘雅军老人终于抓到了一个请高律师吃饭的机会。当他把两碟5元小菜端到高律师面前时，高律师扭头走了，为了不花小炜毅家一分钱，他在丹东的日子里没有抽一根烟，刘雅军老人感动得放声大哭。

高智晟律师出色的辩护和他对受害儿童的无私救助在丹东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临行前，丹东电视台、《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记者采访了高智晟律师，对他的义举进行了大篇幅的报导，他被誉为“是一个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好人。”

《新疆政报》:《用一颗善良的心去 期待》。

回到新疆的高律师每周仍与刘雅军老人通话数次，他一次次地给丹东中院法官和和合议庭电传律师的观点，呼吁其尽快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得起律师及各方面推敲的判决！

在记者发稿之时此案一审尚未判决，万里之行只为受害儿童需要而去，只为追求社会法制文明和进步的高智晟随时准备再赴丹东，为了维护残童小炜毅的合法权益，他将伴随着他走完所有的诉讼历程，直至法律作出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让我们用一颗善良的心来共同地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