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下稱《同歌》）創作於1990年，正是六四血腥屠殺之後。由於歌詞充滿了諸如鮮花、星光、童年等美好意象，被人質疑有掩蓋血腥、粉飾太平的用意。1999年7月後，《同歌》被中共用來作爲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強制洗腦的一個重要環節。很多受害者指證，他們被強迫「轉化」後，還被迫與獄警同唱《同歌》，當時的痛苦是生不如死。2000年1月，中共中央電視臺開辦同名音樂節目，把《同歌》作爲主題歌，每週在黃金時段播出，進一步擴大這首洗腦歌的影響。
　　
《同歌》的背景被曝光後，引起各界關注。海外知名學者、《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等日前發起徵集簽名，抗議中共利用《同一首歌》等歌曲作爲政治迫害及強制洗腦的工具。
　　
胡平在聲明中說：「《同一首歌》給許多法輪功成員帶來了深重的心理創傷，不少人就在離開勞教所之後很久，一聽到這支歌仍感到不寒而慄。」 聲明還指出，中共政權利用歌曲作爲迫害工具非自今日始。文化革命時，被關進牛棚的受迫害者就被迫舉起雙手唱《牛鬼蛇神嚎歌》。六四後很多勞教所或監獄，也常常逼迫政治犯唱所謂革命歌曲，不唱就打。
　　
從殺氣騰騰或肉麻吹捧的革命歌，到充滿鮮花美夢的抒情小調，共產黨的洗腦歌曲「與時俱進」。這不僅使一些文藝界人士甘心被利用，很多國人也難以體察文藝溫情背後掩蓋的血腥。以下是胡平先生接受大紀元專訪，分析中共宣傳手法的變化、對文藝的控制 以及暴政導致中國社會道德的不斷墮落。

中共宣傳手法的變化
　　
胡平說：“六四以後，共產黨的宣傳手法有很大的變化，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高喊「鬥！鬥！鬥！殺！殺！殺！」，而是採取「穩定壓倒一切」，營造「太平盛世」的假象。現在共產黨利用文藝主要起到這個作用，讓人忘記或者不知道，就在這個國度、就在身邊發生，還有很多駭人聽聞的罪惡。

幾年前劉曉波就指出共產黨對大衆文化的利用，共產黨想用一種娛樂化的、喜氣洋洋、輕歌曼舞的方式來淡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來消解人們因爲「六．四」所激發的不滿情緒。有位美籍華人在91年去北京，感受到那種氣氛，覺得不可思議，當年的泣血哭喊，同仇敵愾哪裏去了？
　　
過去共產黨要整一個人、禁一本書，首先把這本書的內容公佈，然後發動人長篇大論進行批判；現在它發現公開批判等於做反宣傳，所以中共根本不提，悄悄地就把你給禁了，還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

幾代中國人的悲哀
　　
胡平還說：“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共產黨的影響在減弱，但在藝術方面，它還是起很大的控制作用。比如一首歌要流行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要廣播、電視裏放才能流行。而共產黨控制了一切資源，不符合它口味的歌曲，根本就沒有流行的機會，所以，在中國大陸流行的歌曲都是經過共產黨過濾的。我不是否定共產黨統治下的一切藝術，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八九民運的時候，示威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高唱《國際歌》，高唱《血染的風采》，這並不表明他們都贊成這些歌的思想，而是沒有其他歌可以唱。現在海外民運人士也是這個情況，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歌，有時搞個聚會，唱唱卡拉OK，多半還是唱那些「革命」歌曲和樣板戲。雖然大家也知道里面的思想和內容有問題，但沒有其他歌會唱，而生活中是離不開歌聲的。民運人士也創作了紀念六四的好歌，但是由於在海外缺少相應的社會環境，這些歌流行不起來。美國劇作家威爾遜說；每個人都應當找到自己的歌。我們的悲哀，起碼是我自己，在於我們沒有自己的歌。
　　
所以在這方面，幾代中國人都是很可悲的。電影也是這樣，爲什麼會拍出《英雄》那樣頌揚暴政的片子呢？張藝謀可以對大家說他追求的是藝術，觀衆欣賞的也是藝術，片子的主題其實無關緊要。但問題是你要拍這種大場面大手筆的電影，你就要得到當局的允許。你要得到它的支持，你就要讓片子裏有它需要、讓它滿意的東西。於是你就和當局做了某種交易。
　　
九十年代初期，紅太陽頌的歌帶很是熱賣了一陣。你可以說那只是懷舊，懷念自己的青春時光，並不是歌頌毛。可是，你能想像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的蘇聯人大唱斯大林頌，45年後的德國人大唱希特勒頌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
　　
道德的墮落是暴政的結果
　　
胡平還談到中國社會道德的墮落就是共產黨暴政的結果。他說：「八九六四時，學生在天安門絕食時，全北京的市民都坐不住了，體現了同胞之間的關懷。而六四鎮壓以後，這種關懷就被打回去了。現在共產黨對法輪功的鎮壓，手段之殘酷，稍有正常心裏的人都會很反感。但共產黨就是鎮壓，於是很多人就爲自己的沉默找理由，甚至還爲鎮壓說話。這跟當年六四一樣， 本來大家都是懷着同情心支持人們反對暴政的鬥爭，後來一看暴政勢力強大，就不支持了，反過來還要否定。這就是道德墮落的標誌。 」
　　
胡平說，現在中國社會道德比十年前要更糟，實際上是不斷墮落的過程。他強調，共產黨暴政持續的時間越長，將來重建道德的就越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