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上午在华盛顿DC国家记者俱乐部的正厅
举行的国际英文研讨会“近看中国：九评引发退党大潮”

首先让我祝贺全体在座──为了民主人权和个体的自由， 和反对共产主义、专制， 和违犯基本人权的独裁。并且让我告诉您， 今天我很骄傲被邀请作为发言人，然而抱歉我不能亲自出席。

对共产主义罪行有公开研讨的紧急需要

瑞典议会议员葛然-林布拉德

到目前为止，欧洲理事会及其他国际政府间的组织都没有承担对共产主义专制的总体评估任务，也没有严肃地讨论以共产主义的名称所犯的罪恶，并予以公开谴责。

的确，虽然了解它很困难，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分歧，过去是现在也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无孔不入的恐怖之源，群体性的人权犯罪，成百万计的个体死亡，和整个国家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某某世纪的另一个极权政权，即纳粹，被予以调查，国际上受到谴责，作恶者被审判；然而，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相似罪行从未被调查，亦未受到任何国际谴责。

缺乏国际谴责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维护与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愿望也许使某些政客不愿面对这个困难的主题。

此外，许多今天活跃的政客曾以不同方式支援过前共产党政权。很明显，他们不喜欢应付责任这个问题。许多欧洲国家未正式谴责共产主义罪行。最后亦是重要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不同的元素譬如所谓的平等或社会正义仍然诱惑许多政客。

但是，我认为，对共产主义的罪行有公开研讨的紧急需要，并在国际上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谴责。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有如下几个原因：

共产政权仍活跃在世界一些国家

首先，作为常识，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所有犯罪都应受谴责，包括那些以意识形态的幌子，称赞最可敬的理想，象平等和正义等而犯下的罪行。此原则没有例外。这对共产主义专制没有切身经验的年轻一代来讲，就特别重要。过去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明确定位可以作为他们未来行动的参照。

第二，只要共产主义专制的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还活着，在道义上应该对他们的苦难予以补偿。

最后但也是重要的，共产党政权仍然活跃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并且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名义的犯罪仍继续发生。

以我所见，欧洲理事会──作为代表人权的组织──没有权利继续冷漠和沉默，尽管涉及的那些国家不是欧洲理事会会员国。国际谴责将给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更多的可信度和论据，也许能促进一些正面的发展。这是欧洲──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摇篮──能够为这些国家可做的最起码贡献。

欧洲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责任

无庸置疑，欧洲对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中国曾遭受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及日本的侵略和占领。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人民又经受了国共两党内战的创伤。那次内战造成由毛泽东率领的残暴共产政权上台。

共产主义政权可由一些特点来定义，特别包括一个唯一的，人数众多的，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党来统治。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党的领导手中，他们既不对法律负责，也不受法律的约束。

党对国家的控制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两者的界限都分不清了。此外，它扩展对人民大众的控制至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

结社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政治多元论被抛弃，任何独立及自我组织的企图被严厉惩罚。另一方面，通过党或它的次要或卫星组织途径鼓励甚而强迫大众动员。

为了强制执行它对公众领域的控制和防止任何不受控制的活动，这类共产党政权扩展警察力量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建立线人网路和鼓励背叛。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警察组成的规模和秘密线人的数目有所变化，但它总是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数量。

大众媒体被垄断或者被国家控制。严密的预防审查被作为法则来实施。因此，知情权被践踏，媒体自由是不存在的。

经济的国有化是共产主义统治的一个永恒特点，来源于其意识形态对私有财产和个体经济活动的限制。结果，公民是更易受害，只因国家是垄断的雇主和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里共产中国是个例外；中国领导设法把共产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欧洲社会民主党曾尝试过相反的方式，即保留民主自由而经济国有化，但未能成功。

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崩溃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实验似乎取得成功，经济逐年平均增长约9%。但背后是城市新富裕的资本家和在乡下多数无产者之间越来越宽的差距。这个中国系统结合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最坏的东西。它绝对没有法治，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保证私有财产和所有权，并结合有完全原始的没有法律限制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反垄断立法。

但是我坚信这自创的共产资本主义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崩溃。

在其第一次开始出现的国家，即在俄国以后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持续了80多年。在其他欧洲国家它是大约45年。在欧洲之外，共产党统治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50多年，在古巴40多年，在老挝30多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共产党在不同的非洲，亚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统治了一段时间。

在四大洲超过二十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可称其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统治。除苏联和它的六个欧洲卫星国以外，共产国家的名单包括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哥拉、比宁、柬埔寨，中国、刚果、古巴、衣索比亚、北朝鲜、老挝、蒙古、莫桑比克、越南、南也门，和南斯拉夫。在1989年之前，共产国家的人口占十亿以上。

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时期，共产党的年限和地理扩展暗示了在共产统治实践上的区别和修改。由于内部动态或回应国际形势，共产主义政权渐渐演变。很难比较1930年的俄共，1960年的匈共，和1980年的波共。

但是，尽管变化，你可能清楚地确定历史上的共产主义政权共同的特点，无论其国家、文化或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的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

从最初，共产党统治就以大规模侵犯人权为特征。为了攫取和维护权力，共产政权超出暗杀个人和地方大屠杀的范围，把犯罪集成于统治系统。无庸置疑，在多数欧洲共产政权创立几年以后，和在苏联和中国十几年以后，恐怖失去了很多它最初的肆虐，并且侵犯人权变得较不明目张胆。但是，"恐怖记忆"在社会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潜在的威胁替代了真正的暴行。此外，如果需要的话，共产政权会采取恐怖，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1年，1976年和1981年在波兰，1989年在中国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不同国家，这个规则适用于所有历史上和当前的共产政权。

某些记载共产犯罪档案的解密

根据保守估计(确切的资料无法得到)，共产政权杀害的人数按国家或地区划分组成如下：

苏联：2千万受害者
中国：6千5百万
越南：1百万
北朝鲜：2百万
柬埔寨：2百万
东欧：1百万
拉丁美洲：15万
非洲：1百70万
阿富汗：1百50万

这些数位包括各种各样的情况：单个和集体处决，在集中营死亡，饥饿和驱逐出境的受害者。

以上引述的数位是有记载的，如果他们仅仅是估计的话，是因为有正当的理由怀疑这些数位应该是更高的。不幸地，对档案有限的开放，特别是在俄国，不允许对确切的数位进行适当的验证。

共产犯罪的重要特点是镇压一些阶级类别的所有无辜成员，他们唯一的"罪行"是这些阶级类别的成员。这样，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共产政权谋杀了千百万个富有的农民(富农
)，贵族、资本家、哥萨克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族群。

这些罪行是强加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直接结果，是“消灭”那些对建立新社会无用的人的需要。

在二十年代晚期，在苏联，GPU(前捷克语)，后来克格勃(KGB)引用了配额：每个区被迫提供"阶级敌人的"一个固定的数目。数目由共产党领导在中央决定。因而地方政府必须拘捕，驱逐和处决具体的人数；如果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自己会受到迫害。

根据受害者的数位，最重要的共产党罪行罗列以下：

把政治对手，未经审判或任意审判，单个处决和集体处决。

对示威和罢工进行血腥镇压。

1918-1922人质和战俘杀害。缺乏档案开放(并且缺乏许多处决的记载)使其不可能提供确切的数位，但受害者的数量是在数以万计。

由于充公，约5百万人遭受饥饿，特别是在1921-1923年的乌克兰。不仅在苏联，几个共产政权使用饥饿作为一个政治武器。

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灭绝30万到50万哥萨克人。

上万人惨死在集中营。这里，缺乏对档案开放使研究不可能进行。

在1937-1938年，由于共产党内部“清洗”，69万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其他数以万计的人被驱逐出境或被安置在集中营。总计，在1936年10月1日和1938年11月1日之间，大约1百5十6万5千个人被拘捕，其中668305被处决。根据许多研究，这些数位被低估，当所有档案开放后应该进一步核实。

在1929-1933年强制集体化期间，大肆暗杀约30000名富农。1930-1932另外2百万被驱逐出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在苏联被指控通“敌”并被处决。例如，1937年，大约144000人被拘捕，其中110000被处决，罪名是联络居住在苏联的波兰公民。也是在1937年，42000人被执处决，因为与在苏联的德国工作者联系。

1932-1933年，在一项故意的国家政策后，6百万乌克兰人饿死；

1939-1941和1944-1945年，数十万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比-阿拉伯半岛的居民被刺杀和驱逐出境；

在1941年把Volga德国人，1943年把CrimeanTartars，1944年把车臣和Ingush人驱逐出境；

1975-1978年共产政权在柬埔寨驱逐出境和灭绝其人口的四分之一；

由于中国毛泽东和北朝鲜金日成的犯罪政策，共产政权制造了成百上千万受害者。这里再一次，由于缺乏文献没有精确资料；

众多的受害者分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那些自称共产党和参照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国家。

早在1918年9月，由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集中营已成为共产政权的一个最卑鄙无耻的标志。1921年，已经有107个集中营，容纳50000个被拘留者。集中营的极高死亡率可由在克朗士德特(Kronstadt)集中营的情况说明：在1921年3月，6500个被拘押者中，一年后只有1500人还话着。

1940年，被拘押者的数量共计到2百3十5万人，容纳在53个复合集中营、425个特别殖民地、50个未成年殖民地和90个新建监房。

在整个40年代，任何时候平均有2百50万人被拘留在集中营。考虑到集中营的高死亡率，实际被拘押在集中营的人数会更高。

总计，在1930年和1953年之间，有1千5百万到2千万的人曾关押在集中营。

集中营并且被引进到其他的共产国家，著名的有中国，北朝鲜，柬埔寨和越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苏联军队入侵几个国家之后，大规模恐怖、拘捕、驱逐出境和暗杀系统的跟进。在这些国家之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波兰(1939年，估计440000人被害，包括1944-45波兰战俘军官在卡亭Katyn被集体屠杀)，爱沙尼亚(175000人被害，包括800名官员的被暗杀，共计占整体人口的17.5%)，立陶宛，拉脱维亚(119000人被害)，比-阿拉伯半岛和北Bukovina。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族的驱逐出境是一个通常的政治措施。1940-41年，大约330000名居住在苏军占领区域内的波兰公民被驱逐到东苏联，主要到Kasachstan。在1941年秋天900000德国人从Volga地区被驱离；1943年12月93000Kalmouks被驱逐；在1944年2月521000Chechen和Ingushetian人被驱逐；1944年180000CrimeanTartars被驱赶。单列是不完全的，没有提及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希□人、保加利亚人、克里米亚的亚美尼亚人，Meshketian土耳其人，和高加索的库尔德人.。

驱逐出境并且影响到政治对手。自1920年以来，俄国的政治反对派被流放到Solovki岛。1927年，在Solovki的集中营有13000名流放者，具有48个不同国籍。

在苏联和较小程度在其他欧洲国家，共产政权的极端暴力犯罪如大屠杀，种族灭绝、酷刑、奴工劳动，和其他形式大量的肉体恐怖持续直到斯大林死亡。

从5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恐怖明显减少，但对各种各样的团体和个人的有选择性的迫害继续进行。它包括警察监视，拘捕，监禁，罚款，强制心理治疗、各种各样的对自由运动的限制，就业歧视而造成贫穷和职业排斥，公开羞辱和诽谤。斯大林后期欧洲共产政权利用了对可能迫害的普遍恐惧，至今仍有集体记忆。然而，长远看来，过去恐怖的记忆逐渐减弱，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较少。

但是，即使在这些相对平静的时期，如果需要的话，共产政权依然能做出大规模的暴力屠杀，如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或1956年，1968年，1970年和1981年在波兰。

共产统治在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崩溃促进了对某些记载共产犯罪档案的解密。在90年代之前，这些档案是完全不开放的。那里发现的文件成为关于共产统治和政策制定机制的重要资讯来源，并补全共产系统运作的历史知识。

结论

基本证实，共产党政权犯罪的广度不是环境的原因，而是处心积虑制定的政策的结果，在攫取政权前共产党的奠基者已加以详尽阐述。历史上的共产党领导从未掩藏他们的目标：即无产阶级专政，铲除政治对手和与新社会模型不相配的异己阶级类别。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无论在何时何地实施，是在欧洲或在别处也好，总是造成人民的恐怖、犯罪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当分析这个意识形态的实施后果，你无法忽略和20世纪另一思想体系，即纳粹主义实施后果的相似性。虽然相互敌对，这两个政体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特点。

但是，当纳粹思想体系和其政权的犯罪受到普通的谴责，至少半个世纪中，并且纳粹的首领和许多凶犯被绳之以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其政权未遇到相应的对待。共产犯罪很少被依法起诉，并且许多作恶者未被绳之以法。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仍然活跃，并且他们甚而未疏远自己过去对共产犯罪政权的支援和合作。

共产党的标志被公开使用，并且民众对共产党所犯罪行是了解很少的。这一点是特别明显，而纳粹的罪行路人皆知。在许多国家对年轻世代的教育一定没有帮助填补这个空白。

中国就是一个的例子

瑞典国会议员葛然-林布拉德参加六月份欧洲民众 在瑞典斯特格尔摩举办的声援中国民众退党大游行。

我认为，在国际层面谴责共产意识形态和政权，不应该有进一步的过度延迟。这应该在欧洲理事会中议会层面和在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层面加以实施。

此外，大会应该建议部长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全面调查关于共产党在欧洲理事会会员国的犯罪。同时，应该敦促未那么做的会员国在国家水平建立这样的委员会。期望这些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委员会紧密合作。

欧洲理事会和国家委员会最终的工作目标是澄清事实和提出具体措施，着眼于快捷的法律公正和补偿，和对受害者进行悼念。

委员会工作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档案的开放；因此，我敦促解密所有公众不能进入的共产党档案。

最后但也是重要的，应该启动公众了解共产党罪行的运动。

我认为这些行动将继续研讨共产主义的罪行。因此这将帮助在共产中国的民主力量。在当今现代社会技术，譬如卫星广播、互联网、手机、和日益增长的旅游业和贸易的影响，从长远看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把人民与外界隔绝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预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很快会崩溃。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