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和舅公

二爷二奶家两个儿子。大儿子（因家庭中排行老三，我们叫“三叔”）十二岁那年因逃避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学校直接入伍偷偷走了。因年龄太小，被分到沈阳空军学校继续学习，一去十年杳无音信。

十年后已入了党，并晋升少校军官的三叔带着一叠叠奖状探家回来，说是经部队允许回来解除父母包办的婚姻问题。因二爷二奶执意不肯，懂情理又孝顺的三叔和苦等他十年的三婶从新恋爱，夫妻和好。之后三叔常探亲回家，三婶也数次去部队看望。三婶后来生个可爱的小妹妹“荣荣”，全家人幸福美满，和乐融融。

家里人哪里知道，全国杀人的政治运动接竿而起，大面积全方位铺张开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企事业到部队学校……名堂也多，什么“土改”、“工商改造”、 “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整党”等等等等一个接一个。部队也紧锣密鼓的开展什么“整党”、“肃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波及了很多人，就连在部队长大，共产党培养入党已是少校的三叔也难逃噩运。

三叔在部队受到诬陷、挨整，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间谍、特务”、“反党分子”，欲将其送交军事法庭严惩。三叔始终拒不认罪，在认罪书上也拒绝签字，最后以允许他再探一次家为条件，达成协议。

最后这次探家是派两个“警卫员”“护送”回家，腰挎盒子枪的“警卫员”对二爷二奶作了特殊的“嘱咐”，引起二老的疑心和不安。观三叔面容异常消瘦，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忧愁悲苦的情绪，全家人欲感有大事，又问不出原因，急得二奶团团转，三婶婶偷着抹眼泪。有时家人偶尔看见院外或远处的树林边有陌生人（便衣“警卫员”）闪动的身影，更令全家人对此捉摸不透，忐忑不安。

归队那日凌晨三点，三叔收拾一下行装急忙就走了。四点多钟，一个“警卫员”进院招呼，当二奶说“已走多时”时，这个“警卫员”故意一拍大腿，喊了声“这可坏了”，拔腿就跑。二奶预感三叔此去凶多吉少，放声大哭。

很快，谣言传出，说三叔的问题严重，在部队已经定性：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党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说三叔和一个女兵“婚外恋”，这个“女军人” 是个“间谍特务”，已经“自杀”，三叔也是“间谍特务”，现在也“畏罪自杀；还说三叔偷听敌台，在家乡的“XX山”有与特务联系的“发报电台”。

部队指令当地政府组织家乡全大队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停止生产抓“敌特”。南山、北山、东山他们不确定，单单限定西边的这个所谓“有敌台”的“某某山”，部队派飞机配合在山的上空飞旋寻视，山下社员们手拉手拉网式兜山，扬言“抓不着活的也要见死尸”。

终于在这座山脚下路边的草丛中，搜到了三叔“自毙”的尸体。尸体旁扔了支家人不曾见过的“盒子枪”，终年27岁。

浩大的声势，铺天的谣言，人们冷若冰霜的“阶级斗争”的表情，残酷的现实。面对这一切，二奶家的人哭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死去活来……

之后，部队首长来二爷二奶家，郑重的宣布了“罪状”，又说了些“节哀自便”、“划清界限”之类的话，然后派警卫员买了棺材很快入葬，草草了事。

过了一段时间，三叔生前部队的好友偷偷的来看望二爷二奶，告诉了三叔含冤而死的真实原因……。原来一切都是移花接木，都是栽赃陷害。

结局：二爷急火攻心，不久于人世。二奶眼睛哭瞎了。三婶带着荣荣无限悲苦的离开了这个家。

三叔的含冤而死，使我又联想到婆婆曾讲过的舅公的故事。

舅公是参加“解放战争”历经“几大战役”屡立战功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正当他想接舅母和孩子来部队生活时，舅母急病逝世，扔下了幼小的孩子，只得寄养他家。后来舅公结识了一位香港藉的姑娘，恋爱并结婚。婚后几年生了一男一女，全家和谐快乐幸福。

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部队的整党、肃反运动，上至军官下至兵卒，波及范围广，涉及的面积大。家庭出身查几代，亲属关系查几圈。尽管舅公“资历” 深，战功显赫，也难幸免。因受后舅母香港祖籍关系的牵扯，自然和“间谍”、“特务”能连上线。于是舅公成了“地地道道”的“阶级异已分子”、“判党分子” 被查处。先将舅公开除军藉，再将舅公一人遣送回农村老家（辽宁省清源县）。将舅母及二个孩子遣送回香港。

接着“文革”运动开始。舅公在农村受尽了折磨，每天除了干繁重的农活儿外，还要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挂牌子批斗、挨打，有时整夜不让睡觉，舅公实在受不了种种摧残，某日自杀身亡。

由此我又想到我同事的父亲，他也是文革时被迫害致死的。同事的母亲向我不止一次的哭诉她家的遭遇，她丈夫的惨死。再后来，她的精神似乎也不正常了，见人便问：“你说，那毛嗑杆儿（向日葵）能吊死人不？那浑身的伤分明是打死的，硬说是吊死的……“扔下五个孩子我怎么养活他（她）们哪”……喔喔，一阵大哭，泣不成声……。那哭声，凄苦悲切，叫人心颤。共产恶党杀人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

“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记得那年二姐来我家坐客，闲谈中提到了过去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幕幕情景，彼此都感慨良深。

“文革”运动时二姐正是农村青年“红卫兵”（当时有一阵基干民兵都带“红卫兵”袖标），在大小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整天“忙”得很。白天生产劳动，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批斗会”。被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文革时被揪出的“走资派”。

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对象，每天早晨天一亮便排成一行，脖子挂着大牌子，站在“队部”门口迎接社会员们“出工”，然后由队长分配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晚饭后又来到队部挂上牌子排成行站在场院里“低头认罪”，等候社会员们陆续来到开批斗会。

大队开批判会往往占用白天，全大队社会员全停产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是当时农村口号，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只有抓好了“阶级斗争”（革命）才能促进生产。所以不管农活儿再忙，“阶级斗争”的批判会是首要的，是必抓的。社员们听到广播通知，纷纷放下手里的农活儿，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开批判会前，“革委会”也作了充分准备。事先找来几个能说能写的“笔杆子”布置任务，再找几个嗓门大，能喊口号的。还有押解“坏人”的红卫兵（基于民兵）等等。如此这般作了较周密的安排。批斗的宗旨是：打击敌人要稳、准、狠，揭批“阶级敌人”要“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批斗会开始了。“革委会”主任宣布后，台上台下口号声中，农民“红卫兵”押解各生产队聚拢一起的“地富反坏右”们走上台前，每人脖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著名字和罪称。他们身后站着袖带鲜红标志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个个精神抖擞，怒目圆睁。有的挥武木棒，有的龀牙咧嘴。

“跪下，低头认罪”！口号声中，有的赶忙跪下，行动稍迟缓的，被踹了一脚，趴在地上，胸前的木牌也把脸戳坏了，牙也硌出了血。“叫他们抬头示众！”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些“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低垂的头猛的“抬起来”，这是被揪头发向后拽所起的效果。有人领着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接着批判发言开始了。发言者慷慨激昂，内容都是空洞式的、口号式的，词语堆积，什么罪恶滔天呀、罄竹难书哇，还有“可忍，孰不可忍” 啊等陈词。斗争气氛似乎达到了高潮。“革委会”主任指着一个半跪半坐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吼到：这个地主婆过去欺压咱穷人，现在她态度不老实，你们看她那姿势，她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她闭眼目地是合计反攻倒算，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你们说：怎么办？台下喊着：“批倒斗臭，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人喊：“别留客气，对敌人不能手软，要一针见血揭穿她的狼子野心！”，“对，一针见血，针针见血！”

这时冲上去几个“红卫兵”将老太太推倒，又踏上一只脚。老太太凄惨的哭叫。“革委会”领导人员又问：“这个地主婆喊冤叫屈不服批斗怎么办？”有人重复的喊：“不能手软，要一针见血，针针见血！”这时，台下有些人也附合的跟着喊出这句话。见时机成熟，“红卫兵”们拿出事先预备好的做活儿针，有的拿锥子，向老太太身上各部位乱扎乱刺。老太太一阵惨叫后，连疼带吓当场毙命……。

二姐回忆当时情景说：“那种惨景太可怕了”。二姐说，我当时是大队的基干民兵，还是青年红卫兵、共青团员，阶级斗争面前自然是冲锋在先。尽管开始不忍心下手扎，但是怕领导也怕其他人说我“立场不坚定，爱憎不鲜明”，“对敌斗争手软”，“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当时心一横，也跟着猛扎起来。

二姐面带惭愧的样子接着说：“后来听说被扎死的地主婆一辈子吃斋念佛，不曾做过什么坏事，还是个肯施舍很不错的老太太呢！唉，我那时真着了魔，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狠劲儿！思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身体不好，总闹毛病，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真是恶有恶报哇！”

听了二姐的讲述，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没想到二姐当年还做过这种不理智的恶事。共产恶党杀人，还教唆民众跟着杀人犯罪。可是也并不奇怪，因为共产邪灵搞的“假、恶、斗”的气焰就是这么凶残。过去历次运动害死人已达数千万之多，近些年杀人运动也有增无减。如1989年对待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也竟然用坦克压，用机枪突突。近刘六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迫害更残酷，手段更歹毒，花样不断翻新，还隐瞒真象，欺骗世人，流氓手段全用上了。很多世人不明真象，认不透其邪恶本质和其残暴本性，对受迫害的人也麻木不仁。有的还跟随其干尽了坏事。当恶报到自己头上时后悔已晚。

跳楼之“喜”

丈夫同学（朋友）的父亲和丈夫的父亲是老同事，老朋友。“文革”时很多被揪出的“走资派”因挨打挨斗挺不过而“自杀”了。丈夫同学的父亲也被“揪”出来，罪名是“反军黑干将”挂上大牌子批斗。

那一天丈夫在街上走，看前边围了不少人，还有铜锣响，人声吵杂，好热闹。丈夫凑上前，当挤进人群中一看，原来人们围观的是被挂牌子批斗的“坏分子”。大木板牌子好大好重，系着细铁丝挂在被斗者的脖子上又嵌勒在肉里，往外浸着血，一滴一滴的向下淌。每个被斗者蓬头垢面，似乎多日不洗的黑乎乎的脸上夹杂着汗水加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沟痕。他们并排站着，逐一敲铜锣说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冲入丈夫的耳鼓。“我是反军黑干将，社会主义蛀虫，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我这臭肉，遗臭万年。”尽管声音嘶哑，面容枯黄憔悴，也还是被丈夫认出来，他就是同学的父亲。他们样子太可怜了。只见他们的身后站着“红卫兵”，挥武着大木棒，哟喝着、骂着，不时的还来个“飞脚”。被斗的人员闭着眼睛低垂着头。该到谁说了，敲下铜锣，“抬头示众”尽量放大音量机械的重复自己的那几句“救命的”话。

观众们麻木的观望着。有的兴致勃勃评论几句，有的开心的取笑，有的再来点“拳脚”，以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

丈夫不忍看下去，挤出了人群。丈夫听他同学讲，当时审问其父家里是否藏有枪支，其父说：“没有”。“红卫兵”们拼命打他“你这反军黑干将，妄想推翻伟大的钢铁长城（军队），能没枪吗？说！”其父被打无耐，问：“什么枪？”“什么枪都行，说，有几支？”“五支”。于是“红卫兵”和公安人员来到他家，翻个底朝上，只找出了五支儿童玩具枪。其父为此又加罪名，说他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实属“死心塌地”、“顽固不化”那一伙，只能是“死路一条”。对他的批斗更狠了，家也不准回了。

过些天听说其父跳楼了，没摔死，住院了。丈夫闻讯后赶到医院去探望。

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床头挂着他被斗时的大木牌子，床边站着几位监督的“红卫兵”。这回他的情绪一返常态，虽面颊消瘦，但精神饱满。见到我丈夫他特别高兴，喜出望外的讲述他跳楼之“喜 “。他说他跳楼很合算，虽然盆骨摔坏了不能动弹，但最起码不用整天被拽去“游街”了，那种天天站着或跪着，脖子挂大牌的滋味还不如躺着。这张床头就替我挂牌子了，牌子还替我挡门风多好。困了也能睡觉了。虽然这里他们（指“红卫兵”）也批斗我，但他们站着，我躺着，我不着那些个罪了……

老爷子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丈夫的心里也宽慰了不少。当时几位“红卫兵”气得怒目圆睁，又虎假虎威的向他吼起来。这位“老爷子”安然闭上眼，嘴角挂着笑容，一会打起呼噜来……。

其父被批斗的消息很快传到丈夫同学下乡的农村，大队革委会马上做个大木牌给这位同学挂在脖子上拉去批斗。直到这位同学写出了“深刻认识”，划分了阶级立场与界限，声明与其父亲断绝父子关系方可罢休。

上述血淋淋的事实，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我耳闻目睹的事，绝非虚构。

《九评》中指出：“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

在中国五十多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及各种屠杀，被中共迫害死的人数竟达八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非剧。”

（大纪元 “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参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