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下乡发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也不只是个别地方存在，而是带有普遍的。村书记和村主任争权夺利的现象表明，所谓的“村民自治”不过是虚有其名，如果真的实现了村民自治，不具有法律地位的“书记”是没有办法与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争权的。正因为现在农村的政治结构是畸形的，一面要讲村民自治，一面又不愿放弃党治，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争权。

依据法律，村民拥有选举权，也拥有监督、罢免权，然而真到了村民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往往难度极大，村干部也好、书记也好，一旦与乡镇及其他更高层次的权力机构结盟，就会利用包括警察、司法等力量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维护他们特殊的既得利益。

村长、村支部书记的腐败更是时有曝光，在沈阳市新城子区原道义镇一个并不算富裕的郭七屯村，支部书记邢仲凯就利用职权贪污、侵占公款达200余万元，像这样的腐败到处都有。在最广大的农村，村民自治只是停留在选举这几天，更多的时候，村民很难有办法制约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更不要说书记了。

按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惯性，这一次，之所以大规模地派钦差下乡调研，也可以想见农村有一种危机感，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都隐含着农村不稳定的潜台词。在多数地方，村长、书记往往是既得利益，与村民处于相对立的地位。由于我们的现实中，政治改革依然是一个禁区，舆论高度一律，只许歌功颂德，不准批评，在没有全体公民自治的情况下，孤零零地推行所谓的村民自治，要想真的做到村民当家作主确实难乎其难。

既得利益的力量在当代中国已具有支配性，一切法律条文都从属于这样的既得利益。可以说，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强势的既得利益和弱势的人民之间已经泾渭分明，前者拥有特权、轻而易举地占有了最大多数的资源，后者只能在求温饱的路上不断地挣扎。依靠钦差下乡调查实情的做法也太奢侈了，钦差下乡发现的问题，只要中共不放弃党治，也不可能找到可靠的解决方案。

(文章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