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老师的辅导非常耐心细致，我的日语水平也随之突飞猛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不断地加深，后来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天，我突然察觉到他不论寒暑，总是戴着一顶很厚的棉帽子。于是不解地问他：“这么热的天，您戴着这么厚的棉帽子干什么?” 关老师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默默地摘掉帽子给我看他的头顶，我惊心地看到他伤痕累累的头顶上竟然没有一根头发！！看着我惊讶的神情，关老师苦笑着解释说：“我的头发全被共产党拔光了。”

关老师点起一只香烟，缓缓地告诉我: 他出生在日本军队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反满抗日的爱国热情，在日本人控制的哈尔滨农业大学里，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日本投降，国共内战期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县城中学担任生物教师。由于痛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自动地退出了国民党组织。一直到共产党夺取整个大陆的控制权，他都在那所中学平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在全国掀起了镇反和土改的运动。镇反中要求所有曾经在旧政府任职的国民党员都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并且保证既往不咎，给予生活出路。因此关老师诚实地向上级领导交待了自己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历史，但是后来却为此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的处份。妻子因此与他离婚，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因为父母的离异过早地夭折了。

三年劳动教养结束之后，由于他的教学能力很强，学校让他仍回原来的中学任教。他虽然对被判劳教难以理解，但是也没有向校方提出任何异议。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５７年反右前夕，学校开展向党交心的活动，号召全体教职员向共产党提意见。党支部书记数次找到他，满怀诚意地说：“小关呀，你不能看着党犯错误不管不问呀！”开始时他表示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意见，后来经不住党支部书记再三地纠缠，只好谈起自己被劳教的事：“我已经坦白交待了，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判我三年劳教？”就因为这一句话，学校后来以“对共产党心怀不满“为理由，将他定为全校第一个右派份子，以此应付上级分配给的５％的右派名额。他被彻底地开除了公职，下放到鲁西一个最穷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中，村里唯一的富农婆子无法承受每天的批斗与精神折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投井自尽了。从此厄运便降到关老师身上，在数以千次的批斗大会上，由于地主富农已全部死光，村里又没有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他这个唯一的右派份子就成了全村群众的活靶子。他一头茂密的头发就是在历次的批斗会上被一根一根地拔光了！听着关老师如泣如诉的叙述，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伤，泪水潸然而下。我非常后悔我的提问触及到了老人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关老师最后喃喃地说：“土匪呀，一群土匪！”然后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地读书，希望就寄讬在你们这一代身上了。”

虽然事过多年，每当回忆起关老师那伤痕累累的头顶，我的心中就会泛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刺痛。老人那没有头发的头顶，就是共产党暴政残酷凌辱中国人民的最好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