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新华网“要闻”第一条刊登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执政能力是重中之重》里，最后一段也提到“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中华网文章说，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的领导人黄炎培，曾于抗战胜利前夕，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当时他有感于“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在临行前，他向中共领袖毛泽东表明了自已忧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思危，在将来带领全国人民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文章说，黄炎培在后来发表的《延安归来》一文记录了他自已提出这个问题后，毛泽东当时给他的回答，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时人称为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

转眼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投向了这个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延安对”的地方，他们二人的对话分明犹在耳边，目前我国社会的现实也让人不得不再次对这个千古不变的命题深入思考。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兴衰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没有能够有效的摆脱这个“历史兴衰周期率”的魔掌，我国目前种种腐败丑恶横生的社会现实是明证。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中国人永远的宿命吗？毛泽东不是早就给出了答案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是的，毛泽东早就给出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也不错，就是“民主”，就是“人民起来临督政府”，就是“人人起来负责”。而如今我们知道答案，却依然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部门及其人员“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以至于民怨沸腾（朱镕基语），这只能说明我们并没有照上述三句话去作；说明我们的“民主”还很不完善，我们的“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机制和环境没有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权利自治”的架构仍不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宪法早就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了，在我们国家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人人都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我们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在就职时庄严承诺了：自觉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率先垂范了”。是的，这都是事实，但只要是实事求是的人，也同时会承认我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照样也是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我们的宪法和其它法律执行的情况并不好呢？为什么老百姓们常常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一到下面就彻底走了样，并且这已经成为痼疾了”呢？
　　
在此，我不由得想到了近年来同样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的“黄宗羲定律”，这个定律因为温家宝总理的多次引用而备受注目，它说的就是“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象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等。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多少次变革，税费合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

后来，明末清初有一个思想家叫黄宗羲总结一个定律，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定律。”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每次改革实行新政时，总是先将多种税费合并为一种或很少的几种统筹税，百姓暂时税费减少；但过不多久，国家权利机构及其官僚就会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道理，忘掉这一种或几种税里已经包括了所有的税务，从而再重新一步一步增加各种税费，这样一来，不但百姓要交已经包括了完全税种的统筹税，还要重新再交原来免掉的各种税务，从而负担不减反增。”呜呼！王安石到张居正他们的变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无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束缚，他们的变革不能成功也同时就注定了他们立身的王朝同样也逃脱不了“兴衰周期率”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们变革失败的根本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极强有利的阻挠，在那种“不实行人民权利”的专制体制下，因循守旧的封建官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控了层层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一个巨大令人窒息的网络，纵然是身居相位的王安石到张居正们，也只能兴一时之法，革一时之弊，无法撬动涉及整个社会利益重新平衡的杠杆，最终却在“只要我现在荣华富贵，哪管死后洪水泡天”的自私“既得利益集团”庞大网络的作用下，锐气消磨贻尽，以失败告终。而广大的处于弱势的人民的利益，终究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老百姓们也只能一忍再忍、苟延残喘，直到有朝一日，或天降洪荒，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或是外侮骤至，百姓麻木不仁，冷眼旁观王朝覆灭，“历史兴衰周期率”一再重复，实是可悲可叹。

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历史现实，千百年来人们望之兴叹。究根溯源，就是因为不管你实行的是哪一种制度（既哪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因为政治制度实为利益分配调节制度），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因为这种制度而受益，就会形成相对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利用自已已经掌握的权利、金钱、宗教、道德、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为维护自已的有利地位服务，就不可避免的处于保守顽固的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大量人群，却因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子女教育、致富资本、发展潜力等方面越来越没有与强势群体相抗的能力，差距便越来越大。差距越大，既得利益集团就能感受到自已的成功和虚荣，就愈发变本加厉的压迫弱势群体，最终就必然到疯狂的程度，造成阶级对立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走向崩溃，整个社会只得被采取暴力的方式全面推倒，彻底再来重新调整利益杠杆，而在这个过程中种种人间惨剧及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就不多说了，其代价罄竹难书！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其根本动力就来自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群众向强势群体不断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平的、有效的循环往复，国家的国力就呈螺旋式上升；而如果这个过程总是以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为条件，反复在巨大的破坏之后来行艰难的恢复，而且在破坏之后仍不能形成“和平螺旋式上升”的机制和条件，也就只能在““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圆圈内原地踏步。

文章说，而再回到现实之中，我们要打破“历史兴衰周期率”，必然首先突破“黄宗羲定律”，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权利、金钱、宗教、道德、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垄断，消灭一切形式的长期既得利益垄断集团，形成社会本身的“利益平衡不间断调节功能”，这种功能只有在整全社会的全民的全面参与下，才能得以真正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其有效性、公正性、合理性，从而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才能有效的运行。

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垄断，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才能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