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记得2003年春节前夕,几名警察奉命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来找我,说是想听我聊聊出狱后打算做什幺。由于多年前我和他们就打过交道,彼此算是熟人了,因此我就笑着对他们说:

"1999年11月1日我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幺?"

他们说:"嗐,时过境迁,你们圈子里的人歇的歇,出国的出国,你出去还能做什幺呀?"

我说:"你们以为我的圈子就那幺小,我就非得跟那几个人搭伴做事吗?"

听我这幺一说,他们来了精神,问:"那你的圈子是什幺呀?"

我乐了,说:"凡是说真话的人,都属于我的圈子。如果你们愿意说真话,那你们也算我的圈里人。"

他们先是一怔,随即也乐了,说:"你这个圈子也忒大点了吧?"

我说:"又大又不大幺。你们不也很清楚,在咱们中国,敢说真话的人其实并不多。"

他们说:"那倒也是。"接着就把话题扯开了:"快过年了,给你带了些水果。多注意点身体,身体是本钱幺。"

4个多月后的5月17日,我出狱了。出狱的当天,朋友们的车拉着我满京城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在月坛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馆--萨斯太厉害,绝大多数饭馆都关张了。很快,朋友们告诉我,要不是蒋彦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转上8小时,这顿饭恐怕也吃不上。于是我知道,中国出了个蒋彦永,一个说真话的公民蒋彦永。当时,我心里就认定了,蒋医生和我是一个圈子的。以后,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医院干休所,离我家很近。不过,我和蒋医生有缘直接联系,则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丁子霖老师,祝她和蒋培坤老师新年好,并顺便要来了蒋医生家的电话号码。下午,我拨通电话作了自我介绍后,问蒋医生要了他的电子信箱地址,随即发出了如下信函:

蒋彦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狱,许多朋友就争相告诉我您用真话颠覆谎言、捍卫人民生命权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亲访友。10月16日至18日,我们在无锡张泾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家小住时,知道了您从北京给他们去电话的事。

促使我给您挂电话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连襟、西京医院普外科的薛涌嘉大夫通了话,他要我设法代他向您问好。

随信附上3篇东西供您一阅。它们是:

1、 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2、 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3、 一生说真话

祝 新年快乐!

江棋生2004 .1.1

当天晚上,蒋医生就作了回复:

江棋生:

来信收到,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谦的对话,由于我的历史知识太浅,我无法表态,但我很赞成这种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的方法。

另两篇我读后很受教育,对讲真话这点我和你有同感,但我远没有你那幺从道理上说的清楚。我有一次访问吴祖光先生,他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用来吃东西,二是用来说话。要说话就要说真话,有嘴不说真话,只能说假话,这张嘴还有什幺用。他的这一体会是再透亮也没有了。

我现在对所有见到我的人,总是宣传要讲真话。我们中国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场合都能说真话,那幺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机会可以见见。

我的电话你已知道,可以常通电话,请告我你的电话。

蒋彦永2004.1.1

读着蒋医生的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吴祖光先生质朴、率真、充满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蒋医生也一定是那样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蒋医生家。我所见到的,果然是一位极本色的人,一位不会让你产生距离感的人。初次见面,他没有寒喧,没有客套,给我沏上一杯西湖龙井后,就谈开了。从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学,从进京读书到当上军医,从萨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为张文康"叫屈"。他说,张是奉命隐瞒疫情,因为上面发了话,他不敢抗命。二是他决心已定,要为六四正名发出建议书。蒋医生的话直直白白,朴朴实实,不事夸饰,不绕弯子。我觉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个字:说真话,做真事,当真人。与我这些年来从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从蒋医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宝贵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风范,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严肃的责任意识。他是公民蒋彦永,身上没有一星半点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春节,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过的。返京后第3天,我接到了蒋医生的电话,要我带上自己的物理学论文去他家。当时我心头一热,撂下电话就动身了。原来,上次见面时,我提到自己在狱中完成了一篇关于T变换的论文,他曾表示,他能联系到有关物理学家进行审阅。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蒋医生多次叮嘱蒋培坤老师及时就医,并特地出面请有关专家为蒋老师会诊,蒋老师出院后他又再三过问、提醒的事。蒋医生的古道热肠、办事利索,我算是耳闻亲历了。几天之后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岁的他为丁老师受伤的右脚去掉石膏、裹上绷带的一幕。记得当时丁老师感慨不已、半开玩笑地说:"我享受的是什幺级别的待遇呵!" 也正是那一天,蒋医生提出要为我找一位医术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内障及时得到诊治。后来,也正是蒋医生推荐的大夫,成功地用超声乳化技术治愈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给蒋医生去电话,刚说了一句"我的宽带已在28日被切断了",电话就被掐了。过了几分钟,他打过来了,说:"切断电话太卑鄙、也太无能了!牙科大夫已经联系上了,姓孙。"还没容我回话,电话就戛然而止。热心的蒋医生为我找牙科大夫,是因为他知道,我的狱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松动,咀嚼东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后,我就再未接到过蒋医生的电话。从6月1日到现在,他被与世隔绝了。

但是,蒋医生是关不住的。

关不住的原因并不是宪法中有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几个字。关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关他的法律依据。关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蒋医生会遂了官方的心愿。在我看来,关不住的原因是,面对这样一位视良知为生命的老人,面对这样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夺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经没有了"核心"的执政当局,将会在继续关他的决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栗。

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

2004年6月1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