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好朋友小E家，她一边做饭，一边和我谈论著令人心焦的广场上的学生们。
9岁的晨晨刚放学在看电视，充满萤幕的是广场静坐绝食的学生，旗帜、横幅在烈日下飘荡，火急宾士的救护车竭力的嘶鸣不绝于耳。这久违了的悲壮场景，令人心潮激荡、焦灼不安！
“妈妈，那些大学生为什么不吃饭，在那里绝食？”
小E扭转头冲著客厅的儿子一字一句地说：“他们完全可以回学校吃饭，他们不愿意。”
“那就活该！活该挨饿！”晨晨举起遥控板调换频道。
我没想到小E会这样告诉孩子！我靠近她压低声音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为什么不告诉晨晨真相？”
小E急了，用力甩手关上门，激动而恼怒地说：“那你叫我怎么说？我告诉孩子实情？！你难道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忘了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我们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权威’、‘黑帮’、‘三反分子’长期被揪斗、批判、关押)？不该欺骗孩子，可是我能不欺骗吗？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这点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你向你儿子说真相吧，孩子在幼稚园说走了口，如果老师汇报，领导过后追查，你怎么办？不用想后果都一清二楚！你起码被撤职查办，还会被开除！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啷当入狱算是便宜！到那时你得交出大学分给你的住房，你的孩子今后别想进重点中学，能不能上大学就更难说！你丈夫都得跟著受牵连！业务再强也不能提升，只能被控制使用。还有你的妈妈、兄弟姐妹……你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小家庭、大家庭都面临著摧毁！这些你真的不懂吗？说好听点你是单纯幼稚，政治上不成熟；说难听点儿，你这是糊涂，脑子有病！我真不明白，中国的历次运动你都耳闻目睹，怎么还会有这种念头？”
“妈妈，饭怎么还不好啊？”晨晨饿得直喊。
小E给孩子端出去饭菜，关好门，神情和缓了些，她注视著我，十分恳切地说：“记住：中共的政治是吃人的，还是躲远点保险。你不是单身一人，你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你的言行要考虑到可怕的后果——那可是家破人亡啊！你能不在乎吗？别那么单纯啦，你的想法和你的年龄太不相称！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和你讲这些话，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冲动！别看现在局面没人控制，但也不会任其发展。万事小心，记住啦？”
我被比我小几岁的好友耳提面命。小E声色俱厉的训斥令我尴尬，如坐针毡。但我理解她，完全理解她，不是知己她不必告诫我。
从小E家出来，我很不平静。虽然她教训时我没有吭声，虽然她说的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但是，我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内心激烈地挣扎——浓重的悲哀、排不走的恼火、灵魂深处执拗的不甘心！
我好不心甘！身临重大时刻，孩子虽仅5岁，但已开始懂事；他虽是儿童，但也是当事人。作为母亲，为了安全，我应对孩子掩饰、歪曲、欺骗？还是该让孩子直面、了解、留下深刻的记忆？我本能的第一感觉、我只想做的是——与孩子一起面对！
6月4日凌晨（因是周日，儿子从全托回来，我没能去天安门看望学生），急促的电话将我惊醒。
电话里噪音很大，我听不清对方的声音，我对话筒说：“电话噪音太大，你挂了再重拨吧。”
对方急促地：“你别挂！这里的电话很难找，也很难打。”
我听出来了，是RK(至交、年轻教师、学生班主任。他天天去广场看望学生，他告诉学生们：“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会和你们在一起。”)。“我现在西单电报大楼，你听到的噪音是枪声，坦克声！这里已经开枪了！我前面的一个女学生就被击中！你赶快告诉大家，尽快来支援！”
我血液凝固、毛发竖立！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设法告诉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让他们赶快去现场，目睹、报导——中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在北京、在长安街、在天安门广场！
我流淌著眼泪，踏著昏暗的路灯，奔向学校大门——学生自发成立的广播站（这个民间广播站当时在北京很出名，每天有成百上千的百姓聚居在大门内外专注地倾听学生们反腐败反官倒的心声和呐喊）。
凌晨的校园还在沈睡，我脑海里一个激愤的声音在震响：“不能再组织学生前往，不能再无辜地牺牲！要告诉全校师生，共产党以民为敌，解放军血腥屠杀！我们的学生正在流血！”
还没到广播站，就听见喇叭传出令人悲愤填膺、热泪盈眶的声音，这声音撕开宁静的夜幕，将血淋淋的枪杀愕然呈现！
回到家，已是清晨。我唤醒5岁的儿子，孩子用小手揉著眼睛喃喃地问：“妈妈，起来干嘛呀？”我边给孩子穿衣服，边小声说：“别吵醒爸爸，妈妈带你下楼。”
我拉著走路摇摇晃晃的儿子，边走边说（孩子的幼稚园在北京郊区，那是一个儿童的乐园）：“妈妈告诉你，刚刚发生的事。昨天你回来妈妈和你讲学校里很多很多的大哥哥和大姐姐都到天安门去游行，要求那些拿著国家存放金银财宝钥匙的人，把钥匙交出来，把偷走的财宝交出来！用这些老百姓的财宝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农村穷苦孩子们。可是，国家领导人不听大学生的呼声，今天早晨还派解放军开枪打大哥哥大姐姐们！”
“解放军叔叔不是好人吗？为什么还开枪打大哥哥、大姐姐？”儿子清醒了，仰著稚嫩的小脸，瞪著惊愕的眼睛。
“妈妈以后告诉你。”
拐过操场，扑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浸满鲜血的大床单，异常醒目地挂在学生食堂大楼前！我们被惊呆了，站立著、凝视著，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儿子拉著我的手用力摇晃著：“妈妈，那是什么？”
我蹲下身看著孩子乌黑明澈的大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被打死的大学生流淌的鲜血！儿子，记住你看到的这张床单，永远不要忘记！”
儿子的小手紧紧地攥著我的手，眼里噙著泪花，紧闭著嘴唇庄严地点了点头。
我领著儿子急匆匆奔向学校大门。
大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有老有少，有大学的师生，也有周边的市民。没有人讲话，人们脸上凝聚著极度的悲哀、义愤。大家自发地集聚在这里，焦急地等待著从开枪的地方归来的学生们。
一位疲惫不堪的男生，手里举著写有标语的旗帜，满脸悲愤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大门口。人们围过去，询问广场的情景。学生默默摇摇头，嘴角抽搐著淌下热泪……。人们无言，含著泪让开了路……。
我拉著儿子，来到门口的花园。
“儿子，跪下，我们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保佑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尽快、尽快平安归来！”
“妈妈，为什么让我祷告？”
“因为上帝爱孩子，他首先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你用心祷告，上帝就会帮助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
孩子和我在花丛中跪下，双手合十，儿子幼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们一遍遍地祈祷、祈祷、祈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上帝祷告。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将我与上帝隔绝。但是在此时此刻，我本能地、唯一能够做的却是向冥冥天空全身心地祷告……。
终于，RK出现在大门口！我拉著孩子奔过去，流著热泪抚摸著他的衣衫，喃喃地说：“可算回来了！可算回来啦！”
在RK的宿舍，他拿出两颗一寸多长的子弹壳：“这是我在现场拾到的。据说这么长的子弹是用来打坦克打装甲车的，他们却拿来打人！昨天我从电视里感觉气氛不对，就连夜赶往天安门，我们班不少学生都在广场。深夜我和学生的游行队伍刚走到西单就听到枪声，开始大家以为是塑胶子弹或是催泪弹，我们都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不料我前面的女生徒然倒下，周围的人上前搀扶才发现满手鲜血！大家震惊了！解放军居然开枪了！队伍开始混乱，大家呼喊著向四周跑。突然，啪的一声，我额头被飞来的一块东西死死地糊住，我用力扳下来一看，是一块带血的骨头，我过后想起来觉得可能是人的膝盖骨。我当时很想把它保留下来作为证据，但是当时非常混乱，我急于赶往广场，没能把它带回来。这两颗子弹壳咱们各保留一颗，今后它会说话的！”
我将这颗从屠杀现场拾起的弹壳保存到儿子的玩具盒里，以防抄家时被搜走。
深夜，窗外格外宁静。
我站在小床前，凝视著侧身酣睡的儿子。孩子的一只手放在枕下，头压在上面。
我俯下身轻轻地将那只小手抽出来，浸透汗水的手心握著那颗弹壳……
〔原题目：如何面对5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