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們挺高興您終於回來了。但是其實這本來就是不應該發生的。他們抓您的時候是按照甚麼正式的法律程序做的嗎？

張先玲：是，是按照法律程序。就說他出示的證件都是正規的，首先出現的是拘傳證，後來發的是拘留證。

記者：他甚麼理由呢？

張先玲：他寫涉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多少多少條，那個意思就是說涉嫌犯罪或者是涉嫌某個案件吧這樣。詳細條文我背不下來，一個是他傳喚我的傳喚證寫著是涉嫌叫犯罪嫌疑人，他說是因爲根據的是刑訴法第50條。第二次的拘留證他是根據著刑訴法第61條下的是被拘留人，沒有說犯罪嫌疑人。

記者：他就是認爲您收到一個包裹。

張先玲：對，對。

記者：是您要求別人寄的，還是別人給您寄的？

張先玲：應該說這個事情我事先知道，我事先知道人家要送我們T 恤杉，然後我就同意了，因爲如果不同意他不知道我的地址，後來我告訴他我的地址，他就寄給我了。也許我很天真吧！因爲我覺得幾件T 恤杉嘛！只是做一個紀念，我當時是想他們寄來如果海關覺得不合適，他們就會把它沒收掉，就不會給我，我想的太天真了，現在看來我想的太天真了。

張先玲：我覺得這個法律就是比較隨意點，因爲它並沒有一點明文的哪一條，因爲根據他提出來的那個所謂違反行爲，違反條例吧！一個就是海關法吧！好像。海關法他們就說你寄的是T 恤杉，但是你寄東西這上面寫的是毛巾，這個就是貨品和貨名不符，這一點就是海關法。但是這一點不是我寫的，這件事情不應該賴在我身上吧！我並沒有叫他寫毛巾。再一個就是說「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我覺得這個不存在，這條根本不存在。我們收到是幾件T 恤杉，爲甚麼會危害國家安全呢？根本談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律解釋是有隨意性的。

我感覺中國政府這樣做有點不太明智，因爲我認爲甚樣的事情都應該化解。如果你覺的我們T 恤杉有甚麼問題，你可以把T 恤杉沒收，來找我們談談或怎麼樣。而且蔣先生剛做完心臟的手術，我先生馬上因爲心臟要住院。如果你有點人性。你就不應該這樣把我們這樣抓起來。你說是不是？我們這幾個母親，不是五十件T 恤杉，就是五百件T 恤杉，能動搖政府嗎？能危害國家安全嗎？不可能的嘛！

記者：但是釋放您的時候，有給您甚麼樣解釋呢？

張先玲：沒有甚麼解釋，我覺得他也沒有甚麼解釋，他給我看的一個意思就是說本來還可以申請監視拘住的，但是現在考慮到你事情都講的清楚，跟我們掌握的情況也是相符的，所以就不監視拘住你，就恢復你的自由了。拿句普通話講就是「抓也有理，放也有理。」

這叫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吧！我想你如果在大陸待過應該知道這句話！

記者：等於說您以前就經常有這方面的騷擾是嗎？

張先玲：我應該說不是很多。丁子霖她遇到的事情比我多的多。這樣抓起我來是第一次，從來沒有過。以前就是隻是或者是我要到哪去，他跟著我，或者是我要去祭掃他頭一天告訴我不要去，我說堅持要去的話，他們也同意，或者是跟監警車這種事情是會有的。像這樣的還沒有，第一次。丁子霖至少是第二次的吧！她在社會監管也關了45天。

記者：今天是王楠的生日吧！在家裏有甚麼紀念嗎？

張先玲：我們早上去，因爲每年的慣例我們3日的早晨就要去萬安公墓。因爲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我們就在萬安公墓祭掃他，今天我們還照例還是去了，給他祭掃了一下。然後買了一點鮮花，這樣子。回來以後當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這種東西就是一種天性，每到這個時候心情就是非常的不能平靜。因爲從他出生時候的情況都歷歷在目，所以我想起來心裏非常的不好受。同時我也想到不是我一個人遭遇到這樣的噩運，有那麼多的媽媽們，父親們，或者是妻子們、丈夫們都在爲自己的親人隨時隨地，隨著時間雖然沖淡，但心情是一樣，都在痛嘛！

王楠檔案照。(大紀元)

後來我聽別人說他每天中午幾乎都去照相，他很喜歡照相，結果就在那天晚上，六月三號的晚上，他就帶了照相機，騎了自行車，穿了一身軍服，帶了一個別人放在我們家的一個頭盔，就騎車往天安門去了，他出去之後我想了想他走的路線，大約是從北海後門那條線，從北長街，然後往南長街走，因爲他死在南長街的南口，當時如果從天安門走是肯定過不去的，他可能是從後海那邊走過去的，可能從北海前門吧，到北長街，然後從北長街，穿過南長街到天安門去照相，因爲他走之前曾經跟同學打過一個電話，他說我要去記錄歷史的真實鏡頭，因爲他在十點半鐘曾經問我一句，他說媽媽你說會開槍嗎？我說不會開槍的，我說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但是我說你不要出去，外邊也很危險，他說你放心我不出去，沒想到他還是出去了，然後他帶上照相機，戴上頭盔，就騎車到了南長街南口。

後來經過我找了一些目擊的人告訴我，當時戒嚴部隊打槍過來的時候，他跑出去照相，就被打倒了，打倒之後羣衆擁上去要救他，但是戒嚴部隊就不準就說他是暴徒，誰要是上來救他我們就把誰打死，結果羣衆也沒辦法，只好後退了，這個時候從南長街的北口來了救護車，這些救護車想要開到南長街以外去長安街上救人，但是也是不準出去，車上的醫生就下來跟戒嚴部隊交涉，說我們是醫生，我們要去救傷援，戒嚴部隊說不準走到長安街上去，不準出去，這樣他們只好來了兩次救護車，都是交涉不成，都從南長街的北口退回去了，這樣長安街上受傷的人們就得不到救助。

後來我的孩子是從西單一路那邊有幾個醫學院的學生，他們跟在戒嚴部隊後面不知道怎麼樣能到了那個地方，然後他們幫我的孩子包紮了傷口，他摸他的胸口還有點體溫，看到他有個學生證，是他當時在花園村中學就讀時舊的學生證，他一看他是個中學生，而且當時那個學生證還寫著年齡只有17歲，事實上當時他已經19歲了，他拿的是前兩年的學生證，那個醫生一看說他還很小，希望把他擡出去搶救，當時那個戒嚴部隊就不准他搶救，說不準擡出去搶救，你要救就就地救，那當然就不活羅，後來到凌晨3點多鐘他去世以後，那些醫學院的學生說他已經去世了，我們是不是把他擡出去，好讓他家裏的人來認領，結果戒嚴部隊說不準擡出去，那麼他們就只好守他到了早上6點天亮了，戒嚴部隊就趕他們走了，他們就只好放下他，除了王楠之外還有一些屍體吧，他們就放下了，除了王楠還有兩個屍體，他們就放下這三具屍體，他們醫學生就走了。

有一個學生就到外邊就給學校打個電話，這樣我們家後來才知道王楠的死訊。事實上找到他的屍體，是在十幾天以後，在14號才找到他的屍體，他的屍體在當時在護國寺中醫醫院通知我們去認了，結果他那個屍體當時中醫醫院告訴我們是從天安門旁邊有個二十八中學，從二十八中學牆外給挖出來的，他那個坑裏面當時埋了三個人，因爲他穿了軍服以爲他是戒嚴部隊，所以就把他拿到醫院去了，那些人大概就是燒掉了吧，因爲身上沒有證件，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後來王楠是到了那邊醫院之後，查了幾次證明他不是真正的現役軍人，就通知了學校，學校通知了我們家，我們在14號才曉得他的死訊。唉，我說，要不是說我的孩子的屍體從天安門旁邊的二十八中學挖出來的話，我根本都不會相信在天安門埋人，不要說別人，我也不會相信，但是這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畢竟埋了那麼多人，但是他穿了軍服，我們找到了他的屍體，後來別人還給了我一張他從土裏挖出來時候的照片，那真是慘不忍睹，我第一次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起碼有一個星期都睡不著覺。一個好好的孩子，我覺得你怎麼樣都可以，不應該把他打死，而且打傷之後還不讓救，死了之後還不讓擡出來，最後給他埋了，埋了還不只他一個人，所以在我們尋訪的人裏面，有13個人到現在都沒找到屍體，可能都是在附近埋了的，然後燒掉，或者是怎麼樣的。

張先玲：就是兩軍打仗，也不能不救傷援，救護車都來了，就是不讓救，這還有一點人性嗎你說，人家已經死了，你還不讓抬到醫院去，還要給他埋了，我有這方面很詳細的材料，我寫過一封很詳細的材料，寄給我一個親戚看，我好像在網上還看到過這個文章，寫的比較詳細。那麼前前後後事情我都寫的比較詳細。唉，我都說不下去了，我以前說這些事的時候很悲傷，真是眼淚都哭乾了，因爲我孩子當時找到屍體的時候，頭上有一圈繃帶，我想肯定有人救過他，然後他曾經就讀過的花園村中學，他那個學生證不是花園村中學的嗎，花園村中學有個老師告訴我說，他們學校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有個人曾經通知他們學校說有個學生叫王楠，學號是多少，他在幾點幾分受傷，幾點幾分死去了，我當時就想，他的學號很長，居然這個人能背下他的學號來，說明他看見過這個學生證，或者學生證就在他那裏。

後來我就打聽這個人，終於打聽到這個人了，這個人到我家來了，把學生證，小楠身上帶的車鑰匙，還有其他的都給我送來了，他也把當時的情況跟我詳細的說了，要不然我怎麼知道戒嚴部隊不讓救，不讓擡出屍體來呢，都是他親口跟我講的，但是現在中國國內這種情況，我也不可能把這些人的名字說出來，即使說出來也是害了人家，我也不能說。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們會站出來作證的。但是現在中國國內的情況，我也不可能把這些的名字說出來，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們會站出來作證的。我有一段時間都快瘋了，但後來理智的想，我不能瘋也不能把眼睛哭瞎了，我還要把事情弄清楚，後來就找到了現場目擊者，也找到了救我兒子的醫生，也找到了埋他的線索。再後來的半年時間把事情釐清楚，在這期間認識了丁子霖，我們兩人就極力的找當時死難的人 。

記者：而且從我們海外讀者的角度，有一個最大希望就是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能重演了。

張先玲：是啊，但是我現在覺得這樣的事情恐怕要再重演也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說這樁事情不搞清楚，沒有一個法律的形式來把它固定下來的話，這個東西也很難保住再重演。儘管我感覺這種事情重演的可能性不大的，但是總是還需要把事情分清，要有一個法律性的約束，這樣子的話才不會重演。

「六四」這個事情重演可能性恐怕不好說，我認爲可能性也不會很大。但是抓人這種事情這個恐怕可能性是很多的。

記者：在海外現在對您和天安門母親有一個諾貝爾獎的提名。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林培瑞先生，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他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信，你要是沒有機會上網，我讀給你聽聽好嗎？一頁左右，您願意聽聽嗎？

張先玲：好的。

（記者讀「天安門母親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書」，全文見附件）

張先玲：他這個中國的東西寫的太好了，這個是他自己寫的還是中國人幫他的我不知道，我想是他自己寫的，因爲今天我國外有一個親戚給我打電話，他也提到這個人他寫的這篇文章，但是他沒念給我聽，那可能是他自己寫的，寫的真的非常好，外國人能把中國文化寫的這樣真是不容易。

記者：諾貝爾和平獎是這樣的，有關的教授、政治家有權利提，而這個提名是自願的，這是通過提名以後，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他再行嚴評。達賴喇嘛是他們評過的，然後呢，前二年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一種是提名他個人，一種是提名他和他學員，因爲他不叫組織，就是他和他的煉功人，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因爲非暴力，非常和平的。他們在人權會議期間，中國剛交完人權白皮書就發生這件事情，抓您三個人... ...

張先玲：太傻了，我說。

張先玲：有一個人跟我講過一句話，我覺得很對的，他說中國的領導人可能被一些有名的小人跟有利小人蒙了眼睛了。我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母親，因爲我的孩子沒有了，所以我才站起來爲我的孩子爭取一個正義，愈來愈擦亮我的眼睛，就是這樣子的，所以我說我也不知道爲甚麼，他要把我抓起來，在我看起來這個事情很簡單很普通，如果這個是他們不准許的，那你就不要給我好了，海關扣起來就是了，然後你可以來問我一些甚麼事情的，你爲甚麼把我們抓起來呢，我真的感到很因惑。

張先玲：其實我們已經再三提出來，希望慢慢解決問題。我們並不提倡任何暴力、破壞社會穩定，這對解決問題一點都不利。我跟丁子霖老師還有其他的天安門母親一直都認同我們這個羣體之下做到合法、公開和獨立，然後我們是要解決問題我們不是要作秀，我們也不想炒作，這是我們一直循式的一種原則，但是我不知道有時候這個合法性真的是很困難。

記者：當你與丁子霖找到難屬，聽到的一些事情時候心情一定很不平靜的。

張先玲：那是當然的了，肯定是這樣的。每次聽到一個人都是感覺很傷心的。同時我有一個體會就是說當我尋找到一些其他的像我一樣情況的人的時候，我也感到爲他痛苦。我不知道在那裏看過一句話說，分擔別人的痛苦就是減輕自己的痛苦。我在尋訪的過程中我就有這種體會。就是找到更多人之後我的心、我的痛苦還是有。但是我就是和從前不一樣了。我感到有很多人都跟我這樣不幸的命運。所以我們更應該努力的尋找，然後我們應該努力的認識這些人。

在我們沒找到他們之前，他們都非常壓抑，因爲他們不可能跟很多人來說這些事。現在好多了。以前好像就是都不能說似的，說了好像，怎麼說呢，也怕別人歧視，現在好多了。當我們找到他的時候，有些人都是痛哭流涕的說我多少年壓在心裏的痛苦能夠跟你們來談，有共同的語言來交流。有個85歲左右的老嬤嬤吧，她原來總是在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壓抑、非常的痛苦，總是怨恨自己的命運爲甚麼這麼不好，後來我找到她之後，她就是說不是我的命不好，而是許多事情作的太不對了。然後她現在也是跟我們很好的交流，而且之前她也是天安門母親的因緣。

記者：天安門母親尋找難屬的工作，您和其他的母親打算還繼續作下去吧？

張先玲：那當然的了，一定會作下去的。這次我們被抓起來之後，我當時在看守所裏我真的心裏很著急。因爲我的先生正好在我抓起來第二天要去住院，因爲他心臟有病，我非常非常地擔心，因爲他身體不好，脾氣也太不好，我在看守所非常非常地擔心這個事。再一個我也非常非常擔心天安門母親的其他人們。我不知道他們對這種突發的我跟丁子霖都抓起來，黃金平我們三個人都同時抓起來的，他們會急到甚麼程度？他們會怎麼樣，我非常非常的不放心。心裏很惦記著，我出來以後，我了解了一些情況，我心裏覺得非常高興，我們天安門母親是打不垮的，不要說關了我們六天，就是關了我們六個月、六年，這個事情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的。

記者：蔣彥永醫生他提案以後，外面確實證實了當初六四使用的是國際上已經禁止使用的炸彈，這在兩軍交鋒都不允許的。可是現在是對自己的老百姓，對無辜的學生去要求，僅僅只因爲求這個反腐敗。而且這種訴求就是一種震驚，後來您這兒又發過這個六四的光盤，然後發起了這個羣葬，羣葬說白了就是要毀屍滅跡。這是屬於一些暴政和獨裁的最大特點。在國際上審判的這幾個不管是阿根廷、古巴，這都屬於這一邊的。這種情況他做這些事對自己對這些他的政敵講六四呢。這些人沒有過高的政治訴求，對這些人使用這些方法，在外覺得這是我的國家嗎？這真是我當初認識的我的祖國嗎？

張先玲：這是五千年文化的國家嗎？

張先玲：我們只是作爲一個母親吧！永遠不會忘記這種作爲一個母親心態，您能夠理解。

記者：您覺得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沒有權沒有勢的普通中國人，能幫您爲這些母親做些甚麼？

張先玲：我想現在普通的中國人也有人在做。有的人給我們提供線索，他知道甚麼地方有人死了，或是甚麼地方有人受傷了，他來告訴我們，我們去找他去了解情況。我們的目的是覈對事實。因爲常常會有傳聞。我媽媽常說：『話傳三口神仙變黃狗』。你說某某人被打死了，他是不是被打死的？是不是被戒嚴部隊打死的？是不是在六四中打死的？他是不是個普通的百姓或者是暴徒？我們要覈對，希望有普通人願意幫我們。

再者是捐款，難屬裏面有很多人雖然不到衣食不周，但是確實很困難。在北京有一個農村婦女丈夫被打死了，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很困難，真是家徒四壁，丁子霖當時去看她的時候就哭了，還有這麼困難的人。所以如果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捐款十元、八元不嫌少，一萬、二萬不嫌多，但是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純粹是人道捐款，國內也有人捐款，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捐贈行列及提供線索者的行列來。

記者：那如果是跟您聯繫或者是捐款，通過甚麼渠道給您呢？

張先玲：可以跟丁子霖聯繫，在國內很多人知道我的電話，如果是國際上的話就不要公開我的電話了。

記者：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國內的情況，我們這些在外的華人還能做一些甚麼？

張先玲：我希望你們能關心支持我們就很好了。

記者：就在這種情況下您還能接受我們的採訪，代表我們的讀者非常非常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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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林培瑞天安門母親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書

尊敬的諾貝爾和平委員會：

您各位肯定記得十五年前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大概不需要我提醒。中國政府開搶打死了幾百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然後顛倒是非，把兇手說成人民英雄，把死者說成暴徒和社會渣子。在後來的十五年裏一步一步的施行方勵之教授稱之爲共產黨的遺忘術。屠殺變成事件，事件減爲風波，然後風波慢慢在憶海中消失。

當年爲甚麼要殺人，又爲甚麼殺了以後的十五年裏不願意人們提起，這兩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權」，一黨專政的權。但政府後來發現比起殺人來說，殺記憶並不容易。十五年來許多中國老百姓沒有忘記「六四」的屠殺和污辱，政府的領導人也深知這一點，否則不會對「六四」的問題有那麼快的，那麼敏感的反應，不會在「六四」的十五週年的足足兩個月以前突然逮捕三位無辜的中國婦女。沒錯，三月二十八號分別在無錫郊外和在北京市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女士被捕了，家也查抄了，說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但實際的理由是這三位的不肯遺忘。

1989年六月四日中國解放軍開槍殺了丁子霖的兒子，張先玲的兒子和黃金平的丈夫。後來這三位創辦了「天安門母親」，目的和宗旨是鼓勵和支持其他的「六四」受害者和家屬。這三位是勇敢的見證人還是危害安全份子，共產黨的答覆是把他們關起來。我很肯切的、認真的向各位提出要求，考慮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丁子霖和「天安門母親」，這幾位婦女之所作所爲，給「六四」受害者的家屬雪裏送炭，這是別人無法給或不敢給的難得安慰。但「天安門母親」的意義還比這一層深許多，他們的榜樣能對全中國起幾種深遠的好作用。一是不怕說真話。在中國的「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裏，人人都不願意在敏感問題上公開的說心裏話，但一旦有人挺身而出，以後大家的真言實語就越來越容易說了。二是「天安門母親」的價值觀的具體內容「真理」和「母愛」。在毛澤東時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里，公共道德的嚴重下滑已經變成衆所周知的事了，傳統美德早就摧毀得差不多了，社會主義的漂亮口號爲人民服務等等也早就徹底落空了，導致了一種全面性的價值真空。後來江和鄧時代發財第一的心理來了，金錢和自私填補了價值真空，幾乎全中國向錢看了，我騙你、你宰我、爭先恐後、紙醉金迷，只有天真人才相信道德。親愛的諾貝爾委員們：這不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禍。中國文化最深的根子還是追求道德的，今天的中國人的骨子裏還是有不可磨滅的道德追求。法輪功提出了「真、善、忍」，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也復活了，但因爲種種原因，這些都很難成爲現在中國的主流道德。「天安門母親」也間接提出了很重要的價值觀。自己的孩子死了，想想吧！世界上有沒有比死了孩子更痛苦的事情，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同嗎？古代和現代不同嗎？有沒有比母愛更普遍，更永恆，更深切的價值觀。想起唐代孟郊的詩句：「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有沒有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能夠不理解或不同情這句話，連共產黨都會同意這句話，只是在母愛和權利之間，還是會珍惜後者。

「天安門母親」已經作出了最大的犧牲，已經密密縫過自己孩子的衣服，已經看見過孩子遲遲不歸，已經對暴力的政權的謊言提出了他們的和平的挑戰，爲了自己的同胞表明了說真話的價值，還給中國以及全球的人類提醒了母愛這個普遍價值的無窮可貴，由衷的希望他們能夠得獎。

林培瑞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