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在论台湾经济时表示，由于对大陆的投资累积到现在占台湾每年的ＧＤＰ值百分之五十，在此高比例下，对台湾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是不可分开的。在过去四年中，台湾的失业率偏高以及在2001年经济的负成长，分析了世界趋势以及由于货币币值的改变，使得与中国大陆的差异由几倍增加到20倍，也促使了许多工厂外移至中国大陆。另外，科技进步的飞快，使得产业一直在调整，造成失业率的增加，这部分，也是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必然过程。
最近各个调查报告和各方说法都显示，台湾目前的经济整体成果皆名列亚洲前茅，而针对在2001年经济的负成长率，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在政党转移的轮换中，必定需要经过一番的清理，也因此经济的负成长是必然，如当年新加坡虽无政党转移，其经济却也呈现负成长，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
张教授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有两派的说法，一为磁吸效应，意即中国由于广大的廉价劳工如同一块大磁铁般吸引大家不断进入；另一个是崩溃效应，也是接下来所主要论述的重点。
从表象看中国在1978年开放后，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外资投资减少，过程中都不断的成长，直到1997年的金融风暴仍一枝独秀，中国召开16大之前曾说只要中国没有太大的事情发生，中国的综合实力将会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成为全世界第二。
但是从总体的经济问题上而言，虽有人说如果中国要崩溃早就崩溃，但从苏联的突然崩溃为例说明共产国家的崩溃之不可预知性。因在1980年曾有人提出10年后苏联将超越美国，甚至有经济学大师在1960年代的论点中都曾大肆赞美共产主义，而当初没有人预料到苏联会突然解体。当初的苏联也是控制的相当严，没有因此而阻止崩溃的发生。反观经济根基腐化到某程度下，即使中国控制得再严格，一样不能避免经济崩溃的出现。即使是卖土地都不能解决严重的银行呆帐问题，因为大多数的农人都很穷，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更不用说有钱买土地。跨国企业纷纷前往或是各国的投资，除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厂外，更重要的是希望他成为消费者而成为一个广大的市场，但是在大多人皆贫困下，往往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体而言将中国经济分后期与前期。后期成长值皆是造假，因为与台、日、韩相比较，在经济刚开始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会特别高。加上近几年的ＧＤＰ值累加为＋24.7百分比，而能源使用却是-12.8百分比，但依常理能源使用成长率一定大于ＧＤＰ值，表示一定有一个数值是计算错误；加上中国官方自己也承认这几年的农村并无成长，在农村占总体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情况下，若要ＧＤＰ值年成长十多百分比，必须城镇成长三十多百分比才能达到，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是任务分配成长率，比方广东10百分比，上海12百分比，若达不到则官员就地免职，以致于在2001年除云南外所有的省分其成长率皆大于中央，到了2002年连云南都大于中央，而被称之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成长前期也是灾难，由1983年的“拨改贷”，就是向政府借钱转而向银行贷款，但是贷款人的条件即使达不到要求，也会由政府介入要求要贷款给人民，造成国营企业实质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因为政府的不合理介入使得底下的人也会学习榜样而利用权限做不法之事，从大锅饭的共产制度中走过来的人民普遍还钱概念不高，使得每年呆帐近五成。放款额一般为资本额20倍才会赚钱，即使以10倍计算，银行也每年亏损资本额的5倍之多，不垮才怪！
而且地方财政自主性高，在共产制度下物资缺乏时，手表、电视机、自行车等所谓高档货供不应求，造成投资一窝蜂，虽是积极招商，由于政府的插入使得“吃完财政吃银行”，因为政府不是以预估算实质效益为基准，造成投资浪费。不计盈亏的投资在地方主义的自我保护下更为严重，如上海不准湖南制的车到上海，成为计程车挂牌，而湖南也会以牙还牙。
资源浪费的一个例子是西安有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工厂，500万辆卖不出去，而且西安人都只骑上海制的车，因西安制的车被形容为“只要多看一眼就会垮掉”却仍在制造，负责人说：他们还有8万7千个工人要以此过活。中国经济的唯一奇迹是：它怎么还没垮！
比方7百分比的存货，实质上数字的含意是有4百分比是卖不掉的东西。Ｇini的数值在0到一之间，一般认为到0.4以上社会就已经不稳定，但是中国的数值却高达0.59；而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数值官方公布为3.6百分比，加上下岗工人以及农村失业等计算结果应为33.4百分比，高的惊人的惊愕声中指出若在一般国家早就跨了。
政府腐败也是一项重大因素，何清涟提出中国已由个人贪污到组织贪污，发展为制度贪污。因此虽然各国皆有贪官，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将贪污者法办即能解决，但中国的贪污制度化已经不是抓一两个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以2000年为例有10万件的农人暴动事件发生，却因为消息的封锁让大家都蒙在鼓里，但隐藏的危机仍持续增加中。而共产制度的影响下，产权不清更使得中国的天然资产迅速浪费消耗殆尽，诸如森林河川因不属于任何人，在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的平衡下随意砍伐使用。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以一乡为例，收入每年税收550万但却欠债4700万，光利息支付每年就入不敷出，该乡的财政早就垮了。
中国统治者合法性的丧失也是因素之一，最初的共产主义皆是无产阶级当政，如今个个都是家财万贯，唯一的理由就是带领中国发展，维持保七保八的经济成长。
杨小凯提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轨的一环。由政治体制往下制订经济体制到经济政策，由上往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错失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改革机会，到如今所做的都只是从最下面的经济政策具体事项，因此称为后发劣势。中国经济能支撑到今天因为他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加上外资的投入以及封闭的金融体系，使的金钱只能在国内流通没有地方去，并说明有人预测中国将在十年内崩溃是基于加入ＷＴＯ后，金融银行将一步步开放，当外国银行能到中国建立银行后，中国人发现国内银行已被淘空就会将钱领出转存到外国银行，中国经济就会因此崩溃。
另外，张教授准备了一只5分钟的“天安门自焚真象”带让与会者观赏，指出中国在天安门都能制造如此的骗局，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以下是与与会者的互动
有人提出针对中国经济的疑问，张教授说明判断经济成长以国家介入的程度为标准，经济改革有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两种。中国在1989年就失去了渐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即使不行也会有一段时间的风光。并说明真正影响台湾的经济是“那边的问题我们看不见”，却一股脑的去投资。而外国虽也有公司投资，但其中心都不会只有放在中国大陆，即使中国垮了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中国一旦崩溃对台湾所带来的影响，台湾势必会经过一个很强的阵痛期，但过后就不会有事，因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是靠中国，没有他我们也是活的好好的。他说，一个国家只要政府放手经济就会好转，经济的发展是靠人民而非政府，政府所提供的是一个良好的环境，只需插手国防、司法、教育和公共建设即可。
问，“如何的带动才会使经济上扬？股票上扬代表的意义？以及是否会泡沫化？”
张教授说，若是财政金融不够理智的操作就可能导致泡沫化，但如果基点是正的方向，即使泡沫化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基础的东西很稳固，对经济市场都是有利的。而股票上扬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因素有很多，过渡的膨胀势必会下跌。
以基本面而言经济是靠买卖，只要有买有卖都是好的方向，光论加入ＷＴＯ而言，增加自由贸易就是增加经济领图，这方面而言，台湾和大陆是非常好的利益关系，关键是在产能过剩以及通货紧缩。在发展、投资过程中都是由政府主导而不考虑真正的成本效益。当今用了很多原料材料却只怕产生新的呆帐。经济的果实不能普及到所有人是中国存在的一项问题，如果将贫富差距减少那将会大大改善现况，而且中国农民的负担在费不在税。提出若要投资，则建议是以在中国国内供出口，销至国外的方式，因为一般投资的物品国内的人没钱，买不起，有钱的人又看不起，都是出国买。
针对台湾农业和中国的比较，在加入ＷTＯ后对两边的农业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台湾农民只占3至6百分比，而中国却是六七十。相比于中国，台湾主要都不是靠农业收入，虽然台湾的所有农会信用部都是破产的，但对整个台湾没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台湾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力会致使国家改革朝向更民主，但是中国却不存在中产阶级效应，不会对中国政府有所冲击，因为据中国官方资料，全中国有500万的千万富豪，其中九成有党政军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发生官官相护的情景。以百事可乐为例，虽有远见的在签署书中说明若发生纠纷将到国际法庭审理，但是当事情发生，且在国际法庭一定可胜诉的情况下，却宁可选择离开中国，因为即使法官判决后还是要交由中国的法院办理，重点是对中国的司法完全不信任。
在社区大学的演讲中，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到场聆听演讲，并回应自己曾到中国参观的经验，看许多国民事业却都非常差。并对台湾的外汇存底增加至2千多亿，对台湾的意义提出疑问。
张教授说明，台湾因为有中国的威胁所以外汇比一般多，外汇存底高表示出口旺盛经济好，但也不用过高。
一位社区大学老师则对失业率颇有感触的指出，自己曾到俄国留学2年，在那里体验过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因为俄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失业率，所以他常会告诉自己身在台湾真的很幸福。一位老师也指出他的很多朋友在中国投资，最大的问题就是朝令夕改。
部份来宾也当场以身说法，讲明自己家人在中国投资的遭遇，即使赚钱却从此以后不断有人上门来要钱，自己像是提款机一样，以前在台湾像老虎，回来后比老鼠还怕。
张教授最后指出，其实台湾政府最应做的事，是将投资中国的危险性告诉大家，而不是表面上的戒急用忍，当大家知道危险性后要怎么做那就是个人的选择。
会后一位从事半导体的刘先生说，他的公司因为对中国的体制存在疑虑，所以仍在观望中，听了张教授的演讲后更加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