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时代：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北平。混合面、豆腐渣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残暴听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更从学校的日本教官那里听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样以大屠杀开始，奴化教育尚未像东三省那样严密，再加我年龄较小，总的说来，还算平稳渡过。

第二个时代：日本投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虽只三年半，但烙印极深。我站在宣武门外的学校门前，和市民一起，含著热泪，高呼著口号，欢迎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国军伤兵嫖娼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我更当了民夫，在共军围城时到东直门外，拆毁一切民房，为傅作义守军“扫清射界”，目睹百姓流离失所，耳听市民怨声载道, 我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义愤填膺。后来知道，连国民党的忠诚将领黄维当时也私下说过：国民党不亡，誓无天理。

第三个时代：考入“华北军政大学”，这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校长叶剑英。进门便是“排级干部”，十七岁的我，感到十分光彩。毕业后到军校教书。由于我的“忠诚老实”，在一系列运动中，均未受大的波及。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苦读四卷红宝书, 写了一百四十一篇笔记, 受到当之无愧的表彰。

第四个时代：十年“文革”。我没看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共领导层的“窝里斗”，还真的认为是“反修、防修”，虽然目睹了种种惊人的罪恶，却认为“以后会变好的”；但是--

第五个时代：彻底失望的时期。什么“缺点是一个手指同九个手指的关系”呀；什么“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后愈来愈明显的腐败事例说明，这不仅是谎言，而且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于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石家庄市教育局，调到教育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没想到在我这个教书匠身上, 竟然出现了暴风雨中的振翅一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

“欢迎老师参加我们的游行！”

老师们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著：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著，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毅然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当中。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井陉矿区和市属四县，地区闭塞，因而他们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著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学到了用双指做 “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令人感动；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岳歧峰手持扩音喇叭, 带著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知道下一步的中央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喇叭一个调”，他只得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他见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就算不错。

当时的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和平路径舒缓几步，或可避免后来的惨剧；但毕竟如他们所说, 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 韩愈：《山石》)经历过同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著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看二站三通过”，都是一语破的！

蝙蝠在鸟类和兽类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能飞，是理所当然的鸟类；若兽胜，便毫不羞愧地宣称：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我划归兽类的。我在游行中，前后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回去吃。待十几天后，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后算帐，“论功行赏”、“按律问斩”时，我成了支持暴乱的人物。

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呢？他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当特务，进行监视学生言行的，因而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著胸膛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是对的，所以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把六四由错平反为对，这些小头头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归来的学生呢！

这班人的无耻一至于此，体现了共产党政治思想工作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依然可以在胡温新政治中, 看到这样的领导者和御用文人吗?

我居住的地方，虽离北京有三百公里距离，但通过VOA、BBC、法国三家电台的广播，我紧紧把握了那里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仅得知屠杀消息，还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我是教英语精读课的, 杨宪益翻译的英译<红楼梦>和汉译<卖花女>是我爱不释手的范本。这位翻译家、著名学者，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笔者按:当时杨家将当红,代表军方公开露面也是杨尚昆]!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极大感染；与此同时, 看风使舵的蝙蝠们个个跳出来，辱骂学生，无耻至极。例如，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希望他们为学生说几句公道话；他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回答学生代表，说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回去上课，云云。但待无数尸体横陈首都街头之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恨不能亲自上街制止暴乱。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于是，作为一介草民的我，也一连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课时公然放送反军录音。众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有一段“倒戈”前言：“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赶巧我听到了，并且录了下来。在上课时，放给学生听，同时还询问了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有关军队的动态。

第二件是对抗院方调查。“六四”后，院方组织了专门人员调查学生在游行前后的言行。我极痛恶这种特务行径。对我们大人, 杀剐存留, 还则罢了, 为什么还要在孩子身上下手? 有一次，某人竟在我讲课中间，公然叫出去一个学生，我很不快。等这个学生回来后，我把她叫到教室外，问她什么事。果然是向她调查校内外的游行组织者名单。按说，教书的和吃政治饭的本应互不干涉，而我却要来个“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么也不要再说”，她答应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杀后某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伟大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们的人民，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的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石家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作为知识份子，不能正面抗争，只在课堂上“炸刺儿”，已够软弱了。但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来，也够受的。不过事后，居然没有人过问。我相信是学生保护了我，包括那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表现在我身上的软弱, 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也使我对那些为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加崇敬, 对当前奋战在争民主和反独裁战线上的先锋们倍感钦佩！这成为我至今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范英著, 生于1932年, 原籍山东广饶县, 现为北美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