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年7月20日江氏集团突然全面公开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动用整个国家舆论工具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诽谤，使中国和整个世界充斥着弥天大谎，法轮功从此蒙受不白之冤，一时间“425”也被很多人说成是搞政治以及引发镇压的导火索。

本文试图在第五个“4.25”到来之际，回顾当年“4.25”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还历史本来面目，意在进一步曝光“4.25”真象，帮助人们正确思考发生在中国的浩劫以及“4.25”事件本身。

二、4.25和平上访　圆满解决达共识

有人认为法轮功学员“4.25”万人上访是导致随后遭受镇压的原因。事实是，第一、4.25和平上访完全是符合法律与情理的，第二、4.25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法轮功学员和信访办领导经友好面谈后随即达成共识，合理解决了迫使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天津暴力抓人事件。当晚，白天只坐在防弹车里“巡视”一番的江泽民无名恶气难耐，模仿毛泽东当年写大字报发动文革之举，连夜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强行以个人意志和非法手段，推翻政府总理的决定，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化、公开化。

1．直接诱因：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何在文章中再次引述了其在1998年北京电视台使用过的事例来批判法轮功。何祚庥对该事例的恶意引用曾酿成“北京电视台事件”，并因此在电视台事件的解决过程中被充分澄清，何的有关文章也已从此受到北京市宣传系统的严格抵制。

1999年4月何祚庥在天津发表的文字，污蔑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此文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十余家新闻单位在没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法轮功进行的歪曲报导口径相同；其对法轮功的攻击也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意图相合。（该通知先认定法轮功是“谣言邪说”，随后要求各地公安政保部门据此开展调查以便取证，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炼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

当时各地法轮功学员不但受到多方骚扰和打压，而且全国大小媒体都不给法轮功正面说话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依照中国宪法对信仰自由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1997年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第27条规定（“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纷纷前往杂志社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情况，并期望杂志社编辑部澄清事实，消除该文章恶劣的社会影响。

该杂志社开始表示改正，但后来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拒不认错。事态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关注，前往该杂志社交涉的人也越来越多。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

几年的种种舆论攻击突然发展到此次在天津动用公安警察使用暴力，迫害的严重升级震惊了法轮功学员，“天津事件”的消息因此在各地法轮功学员中迅速传开。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至此，法轮功学员们在正常申诉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解决，反而遭到非法殴打、逮捕的情况下，只能向上一级单位国家信访部门反映情况，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对方的违法行为。

2．真诚信赖、和平理性

法轮功学员平日通常都是在清晨上班前或者傍晚下班后参加炼功点的集体炼功的，所以每个人往往各自都有几个相对比较熟识的功友，炼功点上的辅导员更是义务协调人，自愿地起着为大家服务的作用，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炼功环境。天津使用暴力抓人以及天津放人需要北京授权的消息传出后，功友们迅速口耳相传，消息很快在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中传开，更多的学员开始议论此事，觉得应该大家一起想办法使这一事件达成一个正面的结果，以避免整个大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维护自己炼功和修炼的权益。

从4月24日晚开始，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地走向国务院信访办。由于绝大部分学员从来没有和国务院信访部门打过交道，而且有一部分是外地赶来的，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路，有的知道具体名字的问国务院信访办在哪，有的听说在中南海附近，有的听说在府右街，就直接询问去中南海或者府右街怎么走。第二天上午，不知不觉已有至少万名法轮功学员赶到了府右街一带。

顺便一提，当时中国大陆学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七千万到一亿，仅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不止几十万。因为事发突然，时间仓促，得以清楚知道天津事件紧急状态的学员毕竟是少数，而且因为没有组织体系，能在4.25及时赶到中央信访办的学员更是少之又少。

4月25日，朱镕基在国务院大门口偶然遇到上访人群，并接见了上访法轮功学员的代表，使和平上访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

以上四图：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

北京朝阳区的P夫妇回忆说：4月25日一早，府右街西边人都满了，街对面（国务院所在地）没有人。年轻的学员在最前边站成一排，让出了人行道和盲人道，最前排学员的后边一直到墙角都坐满了学员。大家都非常安静。

学员们从四面八方来，密密麻麻地排满了附近区域大街小巷的路边。但是，交通没被堵塞。队伍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有即将分娩的孕妇；也有抱着刚初生婴孩的母亲。许多人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都只进少量食物，甚至滴水不饮。谁也不清楚谁来自何方，他们是“从无中来，又到无中去”（明慧网一位目击者的叙述）。

明慧网2004年2月15日发表署名文章“4.25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当年参加“4.25”上访、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的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回顾了当时上访和会谈的细节情况：

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于是顺着府右街西侧往南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靠外侧（马路）的学员站着，靠里的学员坐着，手里捧着《转法轮》。从他们的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我转身往回看，几十米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朝大门对面的学员走来。坐着的学员站起来鼓掌，大家看到朱镕基出来都很高兴，没想到他刚上班就出来接见学员，都想围上去向总理反映情况。我快步往回走，从人群里往朱镕基身边靠近。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在原地不要动，维持好秩序。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传达室很干净。靠西墙的桌子上是电话及切换设备，摆着几把椅子。几个年轻的警卫来回忙碌着。不一会，进来四位三、四十岁模样的官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位四十多岁坐在我对面，按朱总理的意思，应该是信访局的负责人。“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你们先登记一下。”他说。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单位和电话，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

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她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谁？”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打断她的话问道。

“何祚庥。”我们几个一起说。

“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他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又是何祚庥？！”另一龉僭钡蜕竭妗?p>“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女学员接着说。

从他们记录时的表情看，似乎有的知道情况。但四十多岁的那位似乎不知道，他转向身边年轻的一位，意思好象是核实一下天津的情况。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修炼一段时间受益后，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女学员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

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们还谈到既然中央确定了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打棍子），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应当贯彻执行。

从我们的说话和反映的情况中，那位中年官员似乎觉得我们不像有备而来的代表，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被朱总理随机找来的。“你们有没有负责的代表，能不能找两位负责人来？”他问道。

“那么我出去找老学员吧。”我说。因为大法修炼没有真正的负责人，大家都是对照法去做，因为亲身受益了，要做个社会中的好人才坚持修炼。因为我不认识谁是他们想要的负责人，所以只能找炼功时间早的学员，也许能做补充。

他表示同意，示意工作人员带我出去找。

我来到西门对面的学员中，询问是否有老学员知道的情况多一点。但大家彼此并不熟悉，我问了几个学员开始炼功的时间，最后找了一位1994年开始炼功的学员返回中南海西门传达室。他还没有说几句，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打断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反映的情况也是许多学员都想反映的问题。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以上三图：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街头静等中央领导正确决策。

在99年“4.25”和平上访中，法轮功学员们体现出的真诚、善良、宽容和理性，充分体现出法轮功修炼群体良好的道德风貌，不仅赢得了目击民众和执勤警察的好评，也震动了中国高层和国际社会。同时，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开明解决和及时处理，使外界感到耳目一新，各国媒体的报道，都对此事件及其和平解决给与了高度评价。（待续）

摘自(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