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生：兩會的召開只能對人權方面做一個皮形或者小的推動作用，其實從目前中國國內本質上來說，有關人權方面，兩會開與不開都是一樣的，人大提的議案是無效的，根本不解決問題的。你說從人權看，首先這人大代表的人民的選舉權就沒有，在中國大陸沒有人可以說「我選舉自己」，首先第一個權力就沒有。至於其他的權力在日常生活工作當中，他不可能像香港一樣，像警察不能進入民宅等等。最基本的民權都得不到保證，其他一些民意權等等，在大陸很多很多在人權方面都是得不到保證的。

而在要求保證權力之前，他要先考慮生存以及其他的妥協，通常放棄人權考慮生存的情況比較多一些，當然這也是屬於一種無奈的狀態。像上訪的問題，現在上訪是一個愚弄別人的機制，即使上訪問題也不解決，他只是應付老百姓。上訪的目的就是不按照法律程序辦，也就是侵犯老百姓人民的權力，他設置一個給你上訪的渠道，可是這個渠道從來就沒有解決什麼實際性的問題。再說言論權，沒有一個媒體有不同的聲音，兩會要解決這問題是絶對做不到的。首先要解決兩會的作用，幾十萬題提案解決一兩個問題，顯然是不能解決老百姓的實在的問題。

記者：在召開人大期間，中國政府有一個命令說：「上訪是停止的」，譬如說拆遷戶的上訪，都是被停止去北京，這個事情您知道嗎？

曹先生：其實這個一點都不奇怪的，在三年以前，就有一個「禁止越級上訪」的問題，就是說有關老百姓的問題不準越級上訪。所謂上訪就是上一層去上訪，如果不準越級，那叫什麼上訪？那就叫「平訪」「下訪」，平等的去向一個政府部門提出，或者向下級部門去說說理由，說說委屈，那這「上訪」豈不是變成一個虛僞的名詞？

所謂上訪就是向上一級政府、上一級機構去，例如國務院的信訪案、人大的一些信訪機構，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流程。至於不準到北京上訪等等，這是違反憲法的，是一個愚民的作法。最好的辦法，他應該讓聯合國寫一個文：「國內的民衆不得向國際媒體求助」，或者「國內的民衆不得應用法律保護自己」，他應該發這個文件出來才有效一點。爲什麼呢？因爲國際媒體國際上訪機構、人權組織等等像一些兒童保護組織、婦女保護組織，可以向國際更高級的進行上訪，爲什麼不可以向一些省級的或者中央級的單位上訪呢？顯然他做這一決定是違反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

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受到嚴重鎮壓已經超過4年了，本臺記者也採訪到了法輪功學員，他談到被國安跟蹤的親身經歷，並說，身爲一名中國的公民因爲修煉真、善、忍之後，個人的基本權益都被侵犯了。

法輪功學員：在今年春節期間，我發現有人在社區裏面監視我。上班、外出辦事一直被跟蹤著。他們不斷地換車，換人地跟蹤，我發現後就問他們爲什麼要跟蹤，他們不敢承認。我繼續問，是不是因爲我煉法輪功你們就可以這麼跟蹤我？自從迫害四年多以來，我先後被非法關押了我兩次，我告訴他你們不要助紂爲虐，江澤民因爲迫害法輪功在海外已經被多國起訴了。其實你們也都是被國內媒體矇蔽了，我們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你們不必這樣。他們聽著但都不吱聲。後來我坐公共汽車，他們還是繼續跟蹤我。我在車上繼續跟他們講，很多乘客聽了之後都說他們不對，做爲一個公民最基本的權益都被侵犯了。

他還說他有一位也煉法輪功的朋友被國安矇頭綁架了，他的朋友是做生意的，國安單位也是長期對他盯梢。本臺記者找到了這位被矇頭綁架的法輪功學員，並請他說明經過。

這名被矇頭綁架的法輪功學員說，2003年6月4日才從家裏下樓，就上來了5，6個便衣用黑布把我的頭罩住後硬塞入一輛車內，車子大約開了40分鐘，到了一幢別墅。上了二樓以後他們才將我頭上的黑布取下來，並對我審訊我。

我問他們是什麼單位的，第二天他們就拿了一份武漢市國安局的文件。前三天他們分成三班輪番地監視我。並且不准我睡覺，當我要睡的時候就有人逼著我說話。後來我趁機跑到窗戶邊大喊有人綁架我，這一舉動把他們惹腦了，來了3，4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就是一頓毒打，臉都打出血了。之後我的手和腳都被銬起來。

幾天後，他們拿來一些污衊法輪的文章還有錄像光盤強迫我看，威脅如果我不轉化就要查封我的公司，沒收車子。之後留下兩個公安輪流監視他，直到去年7月中下旬才被放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還是被罩著頭。

2004年1月12日晚上8點多，這位法輪功學員從家裏要到停車場取放在車裏的帳單。剛到停車場就上來4，5個人用黑布就他的頭罩住。如同上次一樣被送到另一幢別墅的一個房間裏。同時車子又被這些國安刧走了。並將他無故扣押直到凌晨兩點，還是用黑布罩住他的頭將他送回家，而車子至今沒有歸還。

這名學員還說，經過這次的綁架對我產生很大的傷害，而且是用的黑社會的手段，我打算將這事找四人組、人大反應，要他們給我一個答覆。

(根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