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考入北京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开始了那终生难忘的大学生活。是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做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始的标志。

实际上，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大的报告。

当时中共已经逐步进行“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试验，中国的改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向纵深发展，改革的形势令人鼓舞和乐观。

在十三大精神的感召下，我向系党总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组织考察，于1988年7月1日加入中共，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时我感觉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是十分光荣的，并在学习和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表率和模范，在同学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参加学运

1988年，中共在“物价闯关”的经济改革中遭受重大挫折，物价大幅上涨导致社会矛盾凸现，人们对“官倒”等利用价格双轨制大肆牟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忿忿不平的怨气在不断的积压，亟待释放。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病猝逝，由此引爆了“89学运”。出于推进改革的良好愿望，我在学运初期积极印发传单并参与组织了本校的学生游行，但基于党员身份放弃了进入校学生自治会和做高联代表的机会，而且没有参加4-27大游行。受4-27大游行胜利的鼓舞和对4-26社论的不满，又参与组织了本校学生5月4日的游行活动。5月14日上午，为了给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送物品，我到达天安门广场并加入了绝食队伍，至5月19日两次被送往医院治疗。

期间，学校党组织为了让我放弃绝食，给我的父亲发去了“你的儿子在绝食”的电报，我的父母接电报后于5月17日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劝说我放弃绝食不果，5月18日晚被我劝离了北京。5月23日收到“母病危速归”的加急电报，我才离开广场回了老家。

离党

1989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开始了清查活动，我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向组织交待自己在学运期间的各种活动，光打草稿就用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天真的我以为只要自己向组织坦白自己的情况，就可以获得党的宽大处理。

1990年5月25日，学校的整肃工作结束不久，我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事后，才知道我被组织罗列了“十大错误”，作为学生党员的反面典型上报北京市市委，并成为学校的反面教材。

记得当夜我一个人跑到一间无人的自习室痛哭了一宿，而第二日早上迎着阳光往教室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事隔多年我越来越感到这份自由的宝贵和价值－－中共邪灵再也不能控制我了）。

未曾想到，1991年我大学分配工作还受到学运的影响，未能去自己联系好的在省城的一所中专教书。

更未曾想到，2001年在母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上遇到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他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我……

反思

多年来，我想尽办法搜集获取“89学运”的资料，了解真正的中共党史，想搞清楚心中的种种疑团：

学运期间，中共各级组织的干部为什么成了墙头草，不能坚持立场而使基层组织失去了号召力和战斗力？

号称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中共党员干部，为什么只听组织的指示，而不论真理何在？

中共历史上坚持真理的党员干部（如彭德怀、张志新等）为什么下场如此悲惨？
……

十几年来，我目睹中共的腐化变质，华夏大地世风日下，国家利益被大肆侵吞贱卖，贫富差距越来越巨大，不由人不去反思：

号称“大公无私”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党员干部为什么成群结队的贪污腐败？

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成立80多年来，建政55年来，为什么总是改变自己的立场，像变色龙一样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主张？

为什么“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血腥镇压”、“镇压法轮功”等暴政和人间惨剧不断在中华大地重演？

……

在大陆，虽然信息完全被中共当局封锁，但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我渐渐了解到越来越多的资料和信息，特别是拜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心中的疑团豁然而解－－中共本质上就是反人民、反人类的邪灵组织，所以其所作所为才会如此荒诞不经，中华民族才会遭受如此众多的劫难！

进入21世纪，民主自由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人权高于主权业已成为普世价值，在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时刻，《九评共产党》无疑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关心中国前途，心系中华民族未来的无数人士的心路：全面否定中共，是时候了！只有推翻中共的暴政，只有让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才能让中国走上稳定繁荣的康庄大道。

为此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