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彥芳1957年出生，文革時正值上小學年齡，親眼目睹了她父親因爲是國民黨軍官的身分，被冠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種種非人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的迫害。後來，又因爲老家屋後的一條水溝遭到後鄰強佔，對方有權、有勢、有人脈關係，鄧家沒錢、沒權、也不認識人，所以打了14年的官司還是沒有討回屬於他們的權益。

四代領導人，有何差別

記者問：「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歷經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這四代領導人，一般老百姓對他們的觀感，您認爲有什麼差別？」鄧回答：「都沒什麼差別，在毛澤東時代，是我們上輩受害，我們這輩也受害。到鄧小平時代，是我們這輩受害，到江澤民時代我們這輩也受害，到現在也還是在受害。也就是說，江澤民下臺了以後，我們都沒什麼感覺，都一樣受害。」

她並提到，她的同事曾任工業科科長，現在被趕下來了不服氣，就到處去寫材料討說法，都沒人理。他現在幫那些退休幹部討說法都沒人理，後來鄧介紹他找那個之音記者(沒講哪家電臺)，記者說那情況太普遍了，所以都沒人理。鄧說：「這個社會太腐敗了，理都理不了那麼多。」

《九評共產黨》把真象還原給歷史，使中國大陸的民衆漸漸在覺醒，退黨風潮在逐步擴大。鄧彥芳不是黨員，受訪時她主動提起別人想要退黨的事：「我今天來的那個同事說：『我們單位裏面有好多都退黨了。』我問：『怎麼退啊？』他說：『就是這樣退啊！拒絕繳黨費，你要我繳的話，你幫我辦退黨手續。』」

記者問：「他爲什麼要退黨呢？」鄧回答：「認爲這個黨不好了。」

中國與中共，分得清楚

海外華人裏，把中國與共產黨混爲一談的不在少數，記者問：「您們分得清嗎？」 鄧回答：「分得清。」「靠什麼區別？」「反正不是黨員就是另外一幫人，老百姓對他們都沒好印象。反正過什麼國慶節，七一啊！有人說：『今天過節啊！』老百姓就說：『關我什麼事！這是共產黨的節日，又不是我們的節日，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吃飯都吃不上，』所以老百姓分得清中國與中共，分得清楚的。」

記者問：「有些人認爲大陸經濟變好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對中共有幻想。」 鄧回答：「大陸老百姓如果沒碰到什麼事，他們就不會管那麼多閒事。其實如果碰到法院、公安、派出所，跟他們打過交道的人，都沒人認爲好。」

鄧彥芳說她從小到大都是奉公守法的，參加工作的前三年每月領十八塊工資，後來打了幾十年的工，現在到頭來一份生活費都沒有，醫藥費什麼都沒有。

「一到自然災害的時候，老百姓都說：『世道不變，天報應。』就是世道不改變的話，天報應了。有的還說：『共產黨不滅亡，天理不容。』」鄧彥芳轉述道。

「您們那邊自然災害多嗎？」「怎麼不多啊！今年旱災、水災，後來又旱災，老百姓的地都沒法種，以前還有一點點水利，現在就靠天，靠天就不行。靠天繳水費，有水過來，可是沒人去修理。旱災、水災、火災、交通事故多，人爲的也有， 自然的也有，好慘的。」鄧彥芳表示。

以政治與經濟形式，叫羣衆互鬥

透過平常的觀察或耳聞目睹，鄧彥芳傳達了底層民衆的一些聲音：「那些人(老百姓)都提這問題出來，蘇聯都滅亡了，共產黨還能維持多久？都提出這問題。他們分析毛澤東的時代說，以政治的形式叫羣衆鬥羣衆；到了江澤民、鄧小平啦，是以經濟的形式要羣衆鬥羣衆，他們都這樣子說，競爭上崗啦，給老百姓打啦，爭啦。」

「現在對於中共的未來不抱任何希望，」鄧表示：「希望它滅亡快一點，我們都沒有飯吃，我們一年比一年都不行啦。」

鄧憶起了孩童年代：「我們小的時候，不能讀書，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給臺灣小朋友寫信，說我們在這裏過幸福的生活，臺灣小朋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現在參加工作啦，也沒什麼文化，讀書時沒讀什麼書，參加工作領工資又低。它號召我們晚婚我們就晚婚，計畫生育我們就計畫生育，都是響應它們的號召，沒違反過什麼，到頭來現在競爭下崗了，說你沒文化，不要你幹活了，生活費不給你，醫藥費什麼都沒有，老的還要帶，小的沒長大，這怎麼生活？」鄧彥芳談起自己的生活狀況。

戕賊股東，戕賊人民

「他們那些名字都很奇怪啊，」鄧說：“毛澤東的時候，那些老百姓就說：『毛澤東的時代是殺股東，把有錢人定爲地主、資本家，股東的意思嘛，然後殺他們──「賊東」嘛。江澤民就是殺人民──「賊民、賊民」嘛，現在就是老百姓災殃了，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溫家寶上臺了，去年薩斯病毒，很多地方都封鎖消息，死了都沒上報的。現在禽流感啊，艾滋病──溫嘛，就是「瘟疫」多。這是老百姓的聯想，老百姓的智慧還是有的，也沒什麼辦法，就這樣解解怨氣。鄧彥芳轉達了當地老百姓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