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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去雾
想想后,决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都是些真人真事,与读者分享。 一、童年 曾听人说,一个人就是一本书,岁月记载着种种的悲欢离合。 我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华北农村。记事时已是文革后期,所以记忆中依稀仍有看见乡间有人被戴着高帽子游行的情景。后经哥哥姐姐证实,的确如此。 儿时记忆最深的一个字就是-“苦”。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住的是两间土房(同村还有更差的,一家三代七口人住一间房)。记得当时哥哥姐姐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去街上捡柴禾,用来给全家烧火做饭。碰上下雨或农闲柴禾少时,处境也就更艰难。记得幼时有一次,邻居听到我们家孩子哭,过来询问。父母为难的告诉他们说,因为没柴烧水,孩子渴得哭(农家的生水喝了会闹肚子的)。好心的邻居烧了一些水送了过来…… 父亲是一名正式教师,所以相对其他家庭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很差了。生活更苦的还很多。常听乡里人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以此来维持生计。同辈中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被迫缀学帮父母干活了。(说起受教育程度,这里有一个故事:记得一次见到邻居的女儿问她妈:“妈,一年是有5个月吧?”得到的回答是:“傻丫头,怎么会是5个月,一年里有10个月!”听起来像是笑话,可当你亲临其境,见到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时,可笑中也就透出几分苦涩了。) 父母都是老实人,所以我们家也时不时的受人欺负。有一次年幼的大姐打草回来,一位生产小队的干部说生产队的草不能往家里拿,所以从她手里抢了过去…… 如此事情,不一而足。 “打落了牙齿只能往肚里咽”。生活的困苦、精神上的压力也只能是自己承受,或者是怨自己的出身不好 (爷爷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其实我当时年龄小,除了家庭的温暖之外,对于生活的困苦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感受,更大的压力则是由父母或年长的哥哥姐姐承担了。而且除了少数村里干部外,乡里乡亲情形也差不多少。生活在那个环境中时间长了,也就变得不去抱怨,而且不知道、也没想过如何去改变。 记得小时候,有时读到一份给儿童的报纸,上面专门有一栏,叫做“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经常登一些大陆的生活如何幸福,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报道。看后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也想着去解救全世界的劳苦大众。长大之后,来到美国才发现,真实情形并非如此。 后来父母的几个孩子陆续考学离开了家乡,母亲也由于父亲是正式教师而“农转非”告别了那片土地。可是更多的人依然在那里挣扎与期盼。每当从新闻中看到农民负担重,生活苦时,我总是感到悲哀:因为我知道在那简单的新闻背后,有着更多的没有报道出来的、我们也意识不到的艰辛…… 二、上学 后来就到县城的中学去读书,也见到了不少人和事。记得有一次班里几个同学将一二个小纸盒子放在了树上。我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一项全国性的青少年竞赛。我们的一位副校长出了这个主意:“保护野生动物”;于是简单的几个纸盒子使得我们班上的这个专案成了全国前一百名获奖专案。班长因此进京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学校也由此被奖励军乐一套。 那纸盒子依然在树上,并没有见鸟去筑巢,也没有人在意它。后来,纸盒也不见了。 学校里搞了很多活动:从检查卫生、学雷锋、到关心“五保户”等。开始是认认真真的干。后来发现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从学校、到老师、到同学都只是在走过场,只要汇报一下就皆大欢喜了。没人会在意你真的做了还是没做;没人会在意“五保户”是否真的得到了关心;更没人在乎青少年是否真的学会了去帮助他人。于是,教室内评比栏中大家的小红花越来越多,而内心的诚实与纯真却越来越少…… 进入中学之后,除了课堂上的,课外读物很少,所以有时在学校报栏那儿看报纸。记得有一次看连载时大吃一惊:因为该文提到史达林在“大清洗”时,约有70万人被迫害致死。心想这报纸是不是印错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史达林也是墙上经常看到的几个领袖像之一,怎么会做出这种事?而且这么重要的历史为什么自己在历史课本中没学到?(我中学时的世界历史已经收录到1981年)。我隐约感到有许多事情好象是被回避或掩盖了。 “六四”发生那年我还在读高中。对于我们这个县城中学来说,北京刚开始发生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只是偶尔从报栏中读到一点。后来说是中央发表社论定性了,再后来又步步升级,直至“六四”。随后,学校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并观看录影。当时看到“六四”的“暴徒”之残忍,和学生之“愚昧”,深感中央政策之正确和及时。 曾经有一次,在学校操场听几个人议论,其中之一“六四”时在天安门广场。据他讲血流成河。但我听了也是无动于衷,对于校领导组织学习的东西也未没有去思考和怀疑。 直到上了大学,以至后来到海外,我才知道“六四”真象。这是后话。 三、军营 虽然在报考北大时,就已经知道要军训,但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没想太多就填了第一志愿。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确实要先去河南信阳军训一年,然后才能去北大读书。 在军训的一年中,印象最深的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等。 政治学习是多种多样的,也有很多种课程。印象较深的是该陆军学院的一名政治教员曾经通读了马列原着,被学校视为“瑰宝”。 出于热情和冲动,自己还参加了马列学习课外小组,与一些同学探讨。渐渐的发现,其实马列的理论并不能用于指导生活或实践。一个人具体做什么事或怎么做,还得凭自己的理性、经验与知识。而这些既已发生的事情却又都能套上马列理论,从而为其抹粉。(到了正式进入北大读书后发现,许多传统文化或西方许多哲学却可以指导一个人的生活实践)。 讨论来讨论去,有些东西还是搞不明白。比如,《共产党宣言》原文中明确提出“消灭家庭”,大家怎么讨论也不清楚这将是何种情形。想起当年国民党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记得当时有一次讲座,北大一校领导来此做报告。在数百人的报告会上,他说,“有神论与无神论,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 “[对学生]就是要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当时听得有点诧异,因为很少听到这样赤裸裸的说法。但渐渐的也就淡忘了。 军事训练也是多种多样。从军事理论到实弹演习,从叠军被、走伫列到拉练。 说起叠军被,故事很多。每个被子都要叠成象豆腐块一样整齐,这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讲,无异是件很难的事情。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一刻钟,甚至半小时就过去了。哪一个面不平,边线不直或没对准,折叠处没整好,或哪个地方有一丝皱纹,这在学校军官或同学面前都是莫大的耻辱。于是没有办法,也只得多花时间去做好。为了避免麻烦,中午午休时很多人就干脆将被子放在桌上,盖毯子睡觉。 这种形式主义还有很多表现。当检查卫生来临时,为了确保辛辛苦苦打扫的厕所一尘不染,于是规定在检查结束前不许用厕所……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例子,每天清晨起床穿衣后,第一件事就是下楼、排好伫列喊口号,然后才是洗漱。因为各小队要评比下楼速度,所以有些人就先穿好衣服在室内等着,等起床号一吹就往外冲。更有一位兄弟,则是每天提前下去一会,先在那儿喊几嗓子口号。一天、二天,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多时候,他就成了我们那儿的第一个党员。又过了不多时候,那早出来的几嗓子也就听不到了。 练伫列更是家常便饭,三天两头有,标准还挺高:无论是静止还是在行走中,不管横看纵看,臂高、手高、脚尖高都要一排齐。而且众官兵均引以为自豪。所以后来当我从网上看到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有一军官将学员腿打断却不知错,用为其“练军姿”为借口时,我知道那是真的。 为了七月毕业时的学校阅兵,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经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后来当听说一些官兵为国庆阅兵从而操练数月甚至几年,皮鞋踢坏了多少双时;当听说1999年10月阅兵花了50个亿时,我知道那些是真的。 据所在分队的通信员讲,和真正部队比起来,军校里还算强多了。军队里拉关系、走后门很多。而且,有时营长刷牙时,勤务兵就得给其挤牙膏。 可以说,如果全国存在形式主义、强权统治、剥夺知情权的话,军队中则更加集中、突出表现了这些。 信阳地方还是很穷的。当时在为期两周的拉练中,途经一些地方,住的是当地学校,吃的也一般。有一次,部队军官告诉我们,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有些人将吃不了的饭菜倒掉时,很有意见─因为他们从来吃不上这么好的饭菜。还有一次在军校里,当我下楼倒掉垃圾往回走时,看到两个老太太冲着那大垃圾箱冲了过去,看得出她们已经将原有的垃圾箱挑拣过了,想看看这“新到的”垃圾里是否有能要的东西。那情景令人心酸……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三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河南信阳是受害最惨烈的地区之一,数百万人口,饿死超过一百万人。中共官方至今仍在掩盖历史,模糊的称其为“非正常死亡”。 据记载,当时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了解事件全过程,他在1993年写道:“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这话说的是很好听。可是其中却能体会到强权、无奈、与血泪。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是出于什么原因导致该地区的百万民众“自愿”饿死呢?旧时饥荒可以外逃,这次却不行,因为怕当“反革命”;要么是知道有粮,却连要都不敢(也怕当“反革命”),何谈去抢?要么根本不知有粮?! 由于军训使得许多学生对北大望而却步,从而导致生源质量迅速下降。1993年北大停止为期一年的军训。 四、大学 刚上大学时,发生了一件趣事。在一次上百人的会议上,系领导讲话后问大家:对要上北大则必须军训一年有何想法。积极分子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一位女生更是语出惊人:“别人是为上北大而军训,我则是为军训而上北大。”虽然这在学生中一时成为笑谈,但因其政治觉悟得到了赏识,那位女生不久也入了党。 由于军训的影响,刚上大学时,还对共产主义存在着幻想。可渐渐的发现也不过如此。更令我诧异的是许多党员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在我看来,连这最根本的东西都丧失了,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前途呢? 大一时有次听同级几个朋友聊天,一个问另外一个:“党票搞到了吗?”回答是:“搞到了。”入党意味着什么,从这些入党积极分子身上可见一斑。 于是我开始转向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的佛、道学说。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也才明白“人心不古”是什么意思。记得小时候家里读的书中,讲来讲去是说孔子是想“复辟”的“官迷”。其实,孔子的“温良恭谦让”都很好。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社会就会好多了。反倒是几十年的“革命”与各种运动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遗失殆尽。 记得在国内时有一次和亲戚去省城的一家大商场购物,在那里亲眼目睹到一件事情。有一位顾客买了一件家用电器,回家后对照说明书发现该电器上有种部件少了一个。于是回到商场说明情况,要求调换。售货员不答应。顾客则不满,要求退货,售货员也不干。顾客于是发了几名牢骚。此时只见一名售货员将该电器拿来,把那种部件仅存的一个摘下,随手扔在了身边的垃圾箱里,说道,“你看,这就不缺东西了吧!”看着那几乎是报废了的电器,顾客气坏了,但几个售货员根本不理睬他,到一旁说笑去了。看着这些,我那位尚有良知的亲戚沉默了许久。 也许有人会说,在当前服务行业的激烈竞争下,对顾客的态度已经远不是这样了。但恐怕很多商家只是为了生存、或出于利润考虑才变得对顾客态度好了一些。而对利益的追求,并不能掩盖人心下滑的趋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而无法解决。 究其原因,与这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破坏有很大关系。古人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在这几十年的“革命”与各种运动冼脑之后,许多人失去了良知等做人的根本准则,渐渐的碰到一些事情也就变成了“明哲保身”。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导致许多现代人只顾自己利益,甚至有时伤害他人而不顾。 事实上,对传统文化的践踏,造成人心倾轧,社会危急重重、难以解决,最终可能将中国的未来推向绝路。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一小部分。心中仍不愿涉及世事,只想心中清楚、活的明白。 曾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学校里在文革“忆苦思甜”时,请一位老大娘来给学生们讲旧社会的苦日子。老人家饱经风霜,提起旧事来感慨万千。没一会儿,学生听得就入神了。老人家兴致一高,说道,“说起苦日子,那真不好过。其实旧社会还能过得去,五八年那时候才叫惨呢! 当时……” 听到这儿,主持人赶紧制止:“算了,算了,不要讲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变得不敢承认历史,不敢正视现实,不愿面对真实。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虚假的文化?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它,历史的悲剧可能还会不断的上演。 曾经读过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些荒唐年代的荒唐的事。如《活着》、《山中,那十九座坟莹》、《天浴》等等。可是从中读到的更多是无奈和自嘲,以及讽刺那已被官方定为负面的人和事。 然而,一个个悲剧还是接连不断的发生着。从“延安整风”、暴力土改、建国初期对资本家的掠夺、“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六四”、到当今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圈地、粗暴对待上访民众…… 不一而足。 过去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民族也承受得太多了,需要反思和重新认识了。 如果说这个破坏是“阶级敌人”搞的,那个损失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搞的。那广大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翻来复去的被迫害,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姓一直在向往着好日子,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风造成的一幕幕悲剧呢? 据母亲讲,“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附近村子的人饿死了约一半。看着母亲平静的述说,我能体会到此中的艰辛:我们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和磨难,没有人敢去质疑深层原因,想想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迫害从来没有威胁到自己。其实,在这样的视人命如草芥的系统运作下,任何人包括国家主席(如刘少奇)都有可能一夜间身败名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只是时日早晚罢了。 时至今日,谎言机器仍然在运作着,只不过扭曲和制造着新的内容。从“伊拉克战争”到“九一一”、从“六四”到“天安门自焚”……)。 六、结语 记得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人患臆想症,老是认为自己是一条虫,所以看见鸡就害怕,怕被它捉到吃掉。于是旁人开导他说,“看你生于天地间,堂堂一汉子。与小虫有何相干?怎么?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66ff">???B>??去畏惧鸡这种畜生呢?” 听了这话,该人觉得有道理,于是不再认为自己是条虫,胆子也大起来了。可过了些时日,心里又糊涂起来,向开导他的人问道:“我现在明白自己不是条虫了。可那鸡要是还不知道,仍就过来捉我吃了怎么办?” 看来,被共产党欺骗、愚弄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真该好好读读《九评共产党》,明了了共产党的本质,胆子就能壮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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