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获得革命成功向来是直言不讳的，他们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就是把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制造舆论、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当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以它鼓噪“民意”兴风作浪，配合其武装暴力斗争；当它大权在握以后，又以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掩饰其恐怖的专制暴政；即便是在被看作“开放改革”的近二十多年，当权者还是竭力用“舆论导向”的方式，试图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任何挑战中共这种意识形态政策的人，都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定性为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因此中国的监狱中一直关押著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中南海当权者一直被国际组织评为世界新闻自由的公敌。所以，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和新闻自由是不共戴天的，两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尽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乃至官方的网站，在形式上具备了新闻媒体的大多要素，但如果从性质和主要功能来比较，它们能除了是“政府喉舌”、引导舆论的“宣传工具”之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玩弄新闻的“高手”，它几乎是集世界上所有政治团体掌控新闻媒体之大成。即便它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它依然有本事可以让受害者对它他感恩戴德；每一次发生史无前例的人祸灾难，竟都变成的中共及其各级领导人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宣传；即便它连连酿成惨绝人寰的劫难－－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照样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正是这种莫此为甚的厚颜无耻宣传，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重要基础。几十年来它成功的向几代中国人灌输了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其毒害之深重之广泛，不管党内党外，无人能够幸免，用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的话来讲，我们几乎都成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令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发生了胚变。正因为如此，中共向来把舆论宣传视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也是它们夺取政权和维护统治的“法宝”。
中共对玩弄新闻手法之高，更多的表现在它的对外统战方面。西方社会，尽管情感上不喜欢、也明白它本质上完全是新闻自由的死敌、甚至明明知道它在移花接木、偷天换日，利用新闻媒体的形式作掩护进行著情报信息战，或者利用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煽动仇恨、挑拨族裔关系、大肆干涉所在国的内政，但还是必须誓死保护它的言论自由权利，还必须把它当作“正常的媒体”来接待。实际上中共宣传机器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漂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新闻媒体，令不少人受骗上当，以为中共的媒体与西方权威的媒体出现在同一个记者会或新闻发布会上，便误以为它也是正常的新闻媒体了，……殊不知，中共在历史上就曾以这种方式，主导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舆论环境，如今它又在国际舞台上跃跃欲试，施展著同样性质的拿手好戏。
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中共政权用于媒体控制的资源大大增加，其对海外媒体的渗透、统战也与时俱进。诚如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最近指出的那样，近年来由于专业化、商业化的“包装”，中国政府的宣传越来越趋于“精致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强其宣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门。除了用“拉出来打进去” 的传统方法，继续向被作为“敌对势力”的媒体或西方权威媒体进行渗透，同时因财大气粗了，也开始直接或间接的投资海外办各种形式的媒体，这种情况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互联网媒体中尤其突出，我将这种有特殊背景的宣传机构，称作“特殊媒体”。
一个时期来，这类“特殊媒体”，除了在海外华人社会呼风唤雨“营造舆论”，其“出口转内销”的技巧，也被广泛的运用在引导国内舆论和影响高层政治权力斗争方面，利用特殊的消息来源，对有关新闻焦点发表敏感消息，既有政治气球的试探功能，又能为它在报道中国问题上赢得“独家”信誉；此外这类媒体也会以发表异议人士的作品、甚至报道政治反对派的消息，把自己打扮成包容多元化的媒体，实际上它变成了消化国内外异己力量的通道，甚至是一个陷阱，借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为它的真实目标服务。
这类“特殊媒体”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小骂大帮忙”。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如果讲它在中国国内的主要功能是“帮凶”，在海外就更多的表现为“帮闲”了，因为它包装得非常专业非常精致，令许多人不知不觉地中了毒，甚至还称赞其办得成功。他平时的“骂”其实是一种铺垫，与西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其目的是为了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大帮忙”准备的，所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韬光养晦，只有在其主子需要的时候才出手，届时就能起到中宣部和中国官方媒体所起不到的作用。
也许有人要讲，在西方这样的言论自由社会中，连共产党的媒体也能够生存，如果真的做共产党的传声筒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公开的做，何必一边要起共产党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一边却拼命撇清与共产党的人和瓜葛？且不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伎俩：你可以设想一下，同样一篇新华社的重要报道，在中国自己的官方媒体上发表，和在这类“特殊媒体”上发表，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加之，它平时以客观、中立等西方新闻原则装扮自己，回避或者有意模糊新闻媒体与中共垄断信息资源的本质对立，以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作掩护，潜移默化地用各种方式解除读者对中共宣传、统战攻势的应有警觉，而把真正表达和坚持反共立场的新闻媒体“打入另册”。在那样的“特殊媒体”上，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于新闻自由大环境的一个小环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成为“爱国”的主旋律，煞费苦心地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开掘“合法性资源”。
堂而皇之发表中国官方喉舌报道、文章的这类“特殊媒体”，又绝对不承认自己是北京当局的喉舌，他们自我辩解的理由：是想要成为反映各种声音的平台，中国官方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的实体，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也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言下之意，它也是按照新闻规律行事，采用的是新闻平衡原则。实际上，这类媒体的对象恰恰不是研究中国问题人士，而是海内外普通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那些真正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大都有自己判断新闻的准则，甚至有自己的权威消息渠道，即便要听中国官方的声音，他也会直接到中国官方网站去搜寻，决不会听信这类“特殊媒体”。其实，西方新闻媒体那怕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媒体，也会有引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时候，甚至也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误判，但是好像还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些媒体是中国政府的“传声筒”，是北京极权政府的“帮闲”，因为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达的基本立场是平衡的，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对专制暴政批判的历史进步一边。
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或作者，要识别这样的“特殊媒体”的确有些困难。甚至一些非常出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或在乎其既有的传播影响力，或贪图其优厚的稿酬，或者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自觉不自觉地被其利用，甚至与之加盟。当然了，这种 “特殊媒体”其真实面目的暴露，也会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在一般的情况下，新闻自由环境中的新闻媒体与“特殊媒体”之间的立场区别，似乎并不太容易区分，只有在面临一些重大敏感问题的时候，或者遇到针锋相对的批评论战时，才容易感到他们的不同。其实，要识别它也有一个方法，做起来也并不难，那就是看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如对待美中关系、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等方面的话题，它是平衡的还是一边倒的？它的标题、立场乃至整个处理方式，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区别……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比较，每一个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应该都会形成自己的结论。
不过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警觉的：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逃亡潮，这中间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后来都在海外的新闻媒体求职，除了一部分直接进到“特殊媒体”，更多的是分散到各个新闻媒体，甚至相当数量是进入了过去被中国政府视为敌对势力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VOA、自由亚洲电台等，这些人中间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除了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混迹其间，也有一些是原来缺乏专业训练，加之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文化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迫于海外工作生活的种种压力和条件限制，松弛了对新闻来源的独立评判，为贪图一时的便利，渐渐地习惯以那些“特殊媒体”作为消息来源，久而久之，这些对外广播得有些节目在无意中也成了中共“特殊媒体”出口转内销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我个人理解，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上的抉择。《文汇报》创始人徐铸成提出，所谓的“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毛泽东是总祸根。《争鸣》杂志的创办人温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文革结束之时，就明确的提出惟有彻底批判毛泽东，中国才能有真正的进步！然而，中共非但不批毛，反而一直把毛奉若神明，把要求批毛的人打入另册，进行压制。结果酿造文革浩劫的中共政治机制，不断重演了反自由化、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等一个比一个大的罪恶。事实上中共与毛泽东是一体的，严酷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不彻底批判共产党，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里，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是辨别新闻媒体正派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九评共产党》像一杆标尺，他可以帮助读者认识真相，为负责任的媒体作出示范，至少它有助于人们看清楚那些与共产党关系暧昧、甚至助纣为虐的“特殊媒体”……因为在一般意义上骂骂共产党并不是什么难事，就连那些 “特殊媒体”也会用开骂中共为自己乔装打扮，难的是像《九评共产党》那样真正花力气全面、系统、集中的清算共产党、中共专制政权赖以存在的暴政基础，对思想舆论的垄断性控制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将由此开始遭到颠覆和瓦解。多多少少、有意无意遭受共产党文化毒害的人，就需要这样的系统批评才可能正本清源，重建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家园。
在与中共恶势力决战之前，《九评共产党》可以帮助人们区分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张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