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的作者大无畏的勇敢精神以凌厉的笔锋，细致剖析的洞察力，剥开中共半个世纪以来迷惑人心的画皮，让世人看清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用外科的手术刀剖开这副外强中干的残躯，展露那深藏内腔的狼心狗肺和那乌黑色吸尽民脂民膏的血液。大家都看清楚那披著虚假外壳下狠毒丑恶的真正蛇蝎心肠。

我今日所以敢于直言，敢于一吐满肚子的冤屈，敢于暴露中共残酷的事实，是因为我已身在海外，毋惧中共克格勃特务的追查和迫害。我的控诉是我有血有泪的亲身经历，是100%的事实。

我的家庭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父亲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的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和抗日，在军队历任要职，军衔至少将，在政府中曾任广东省建设厅，教育厅，民政厅的秘书长和广东省开平县长；在警界曾任员警训练所教育长，广州太平分局长，在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任内政部参事，官至简任七级，在广东家乡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在撤往台湾前，不少人劝他往台湾或香港暂避，父亲碍于自己已年老，除了一栋位于浅街陋巷的两层木楼外，身无长物，港澳没有资产物业，一家人何以为生。他自以为一生为官清廉耿介，没有做过一件违背天理良知的亏心事，更不忍抛妻弃子，只身外逃。加以当时中共地下特工，四出活动，散播谎言。父亲找到好友李章达（民主人士，后任广州市副市长）求教，李氏斩钉截铁地表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既无血债。又无贪污，用不著逃跑………。共产党会宽待旧政府的人员………

中共进入广州城后，开始一段时间也相安无事。不久，一轮声势浩大的“反动党团分子”登记活动开始，不要说参加过正式入党仪式，就算在工资中被扣过党费的，都算作国民党党员，一律被算为反动党团分子。可以想像网罗之广，株连之多，不论男女老幼，凡在国民政府任过事的，都无一幸免。

所谓登记，实际上是自投罗网，它要你写自传，写材料，就是要突破一点，带动一片，好让它来个瓮中捉鼈。每一次去派出所，母亲都如临大敌，整个心像悬在半空，直到父亲平安回来才放下心中一块大石。

直到1950年岁末的一天，两个武装民警又来叫父亲去派出所补充材料，谁知一去竟成了永久的诀别。父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没有半句嘱咐，从此一去不返了。我们曾去广州市政府找李章达副市长，向他询问和求助，这位当年中共的代言人竟一反常态，避而不见，把我们拒于门外。当日的诺言，许愿全部都是谎言和欺骗。我们感到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无助和无奈，好像到了人生的绝境。

1951年初在广州第一次大张旗鼓的大屠杀中，我父亲是190多名牺牲者中的一个。我们瞒著母亲四处奔走，寻找父亲的遗体，最后在越秀山荒郊找到了父亲的遗骸。看到了父亲被害的惨状，双手被反绑，头发蓬松，面色惨白，胸前渗出殷红的鲜血，眼睛紧闭，再也不会望我们一眼了。一阵镂骨铭心的丧父之痛涌上心头。在淫威监视之下，我们不敢放声痛哭，草草送往火葬场。回家对母亲说 ，父亲是急病去世的，后来她可能知道，但我们一直隐瞒到底。

母亲由于抑郁和极度忧伤，整日以泪洗脸。不久眼睛出现毛病，家中无钱医治，结果造成双目失明。

接著又以反动分子财产为由没收了我们唯一的一栋房子，只给回一间作贮物室用的幽暗小房子，给我和母亲栖身。母亲就在这间潮湿阴暗的小房子里度过了她最后凄苦的岁月。

多年后，旅居海外原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吴菊芳夫妇，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将军的夫人，广西省政府主席，著名桂系将领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先后返回大陆，他们的官阶都比我父亲高很多，按“罪”也比我父亲大得多，可很奇怪，他们却一点都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受到贵宾式的接待。据熟悉中共政策动向的人士指出，这是中共一贯所采用的善变和欺骗手段。当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可能躬身哈腰，把你奉为上宾，一旦没有利用价值，随时翻脸，你马上成为阶下囚。所以笑脸后面的屠刀未知何时何刻落在脖子上。多少资本家被榨尽财产后随即被消灭：多少知识份子的精英，在堂皇迷惑的谎言下披肝沥胆贡献的金石良言，瞬即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香港回归，明文规定50年不变，可是不到5年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前车可鉴 ，一切对中共还抱有幻想，心存侥幸的人，通过“九评”的阐述和剖析，应该擦亮眼睛，唾弃这个罪恶的统治。

(大纪元【九评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