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年我在广州上中学，“广东电视台”和“羊城晚报”对北京学运的报导沸沸扬扬，相当同情与支持，许多记者还组团声援。
这天，我照例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蛋糕，小老板正忙忙碌碌的往外搬汽水：“小同学，晚上去游行吗？”游行？听说当时华工、中大等广州各高校的学生要声援北京学运。“能去的都去嘛！你如果去游行，这蛋糕就免费！我要开店走不开，不过我让朋友今晚帮我送两箱汽水过去。”
第二天上课打铃了，从不迟到的物理老师居然没来，同学们议论纷纷。整整过了五分钟，他才匆匆赶到。“对不起，昨晚游行去了，今天睡过了头。”他歉意的笑了笑。“老师，我也去了！”最后一排有个男生兴奋得叫起来，“我也去了”，另一个应道。“咦，怎么没看见你们哪？”老师笑笑，又马上故意板起脸：“不过，小孩子，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你们还太小，还没有自己的辩别能力，等长大了再说。”
后来听说北京开枪了，动用了坦克，死了不少人，香港电视播的，许多有鱼骨天线的广州市民也能看到，在香港的亲戚带过来的杂志上也登有照片！大陆的电视台变调了，好像是中央已经定论了。每天晚饭时我们照例看“新闻联播”，记得当时的女主播杜宪和男主播好像戴了黑纱，用这一点点沉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良心，但是他们随后从屏幕上消失了，换上了新主持人，天天反复朗读着中央精神，漂亮的外表下面看不见灵魂。
回到教室，红红绿绿的黑板报不知什么时候被擦掉了，画上了一个白花圈，大大的！大家默默的在上早自习，空气里分明笼罩着一层悲哀。第一节课老师一进来，愣了，叫班长去把花圈擦了，班长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着泪水，坐在那里没有动。全班都默默的看着，仿佛在哀求。后来老师让课代表擦的，她擦得很慢很慢，仿佛要它能多停留哪怕一秒，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天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在上学路上看到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不少学生头上还扎着白条条，大大的横幅上写着“紫阳别走”。队伍在雨中慢慢的移动着，我的泪水不自主的滑了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只因那份悲壮，那份求公理正义的心！
当时中央台天天批六四，我们学校也被迫召开六四批判大会，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校里一位红得发紫的高中学生上台朗读了她六四期间写的日记，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唯一的印象是她早就与镇压的刽子手们站在了同一战壕。上头也开始到各学校(包括中学)调查登记哪些学生和教工曾参加了游行。听班主任私下跟学生说，那位上台发言的女生还积极到校长室检举了一些同学和老师，令校长对她甚为恼火，因为当时的校领导已一致决定不上报任何人，她可好，没事找事！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自称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恨之入骨的女生随后不久即举家移民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