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汉源显县十万民众群体抗争，是反对政府和不法官商低价侵占人民土地财产所至。不法官商将肥沃良田说成不毛之地，将二类赔偿地区特批为五类地区，用14年前的赔偿标准对老百姓进行安置，而补助款则落入层层官员手中。而且，搬迁后分到只能种玉米的坡地，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县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后也要自己再出一半的钱，才能买回一套与搬迁前相同的住房。

这样看来，汉源民众群体抗争，是中国文化中“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继续，当贪官污吏和昏庸皇帝不让百姓活了的时候，进行抗争，甚至推翻这个专制恶霸政权，理所当然。

近来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暴力群体抗争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反映。

一方面，人们在五十五年共产党统治下、特别是最近十五年江泽民的昏淫乱治下，早已受够了。五十五年来共产党政治运动不断，反淘汰好人受冤、坏人上爬；六四把仍有一点良心和抱负的人彻底清洗，坏人完全当道；全国上下贪官污吏已经毁掉了政府的信誉和经济。自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全面驱散上访民众、“执政能力”只是增强对付老百姓的能力，人们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望。

另一方面，江泽民对中国民众施行“贱民政策”，对人民采取经济上残酷剥削、政治上无情打击。镇压法轮功连百姓信仰和做好人的权利都给剥夺；同时，在屠杀、酷刑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滋养了官员和警察执法犯法的德行。全国政府官员和警察近年来对民众无法无天的做法，引发了人们上访甚至暴力抗争的浪潮。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外来洋教共产党是主张“造反有理”、“打土豪、分土地”的“造反文化”，或者叫“流氓文化”。“造反有理”走上大雅之堂、唆使青年“反”字为先是近代共产党党文化的发明，这种共产党的“造反”却与“官逼民反”是决然不同、有天壤之别的。

本来，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纸上谈兵式的幻想、共产主义按理论必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出现。但是，共产党运动的发展是以巴黎公社流氓造反为榜样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怪胎，在贫穷动乱的国度乘乱夺权，作孽了人类上百年。

在中国，逆天叛道、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流氓造反的暴力理论，变成了共产党发家的“痞子运动好得很”、“打土豪、分土地”、“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封、资、修”的“造反文化”。这种造反，是以抢东西、坏风俗、夺政权为目的的，荒唐的中国共产党甚至不惜建立“瑞金苏维埃共和国”这样一个前苏联的附庸。这是“流氓文化”在台下的表现形式。

而一旦流氓夺权当道，“造反文化”又演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斗争哲学”、“无情打击”、甚至“消灭于萌芽之中”、“金盾计划”的大监狱的理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别人“造反无理”的嘴脸。这一切，又是“流氓文化”在台上的表现形式。

平心而论，原本反动的杀人越货的强盗行为被共产党美化成“打土豪、分土地”的口号，原本残暴的“打、砸、抢”被美化成革命先进的行为；人们“吃饭要靠自己劳动”的天生良性，被置换成了光天化日下明抢的强盗思维；一个以消灭剥削为堂皇口号的运动在中国却不断的制造残忍的剥削压迫者；而且，共产党官位越高，这种强盗思想越严重。

而流氓当官，必然做贼心虚、或者纯粹就是本性使然，它成天用强盗的手段来对付百姓；欺骗加强暴，自然是流氓上台后的必然统治方式。

作个比喻，在羊当政时，狼说“造反有理”吃羊；狼当政后，狼说“造反无理”再吃羊。

今天，我们声援的中国百姓的维权抗争、反迫害的举动，那是“狼逼羊反”的必然，与“狼造反吃羊”的本质截然不同，狼食血肉为生，而羊却不是。

所以，回头看看四川汉源民众的反抗、及中共的冷血镇压，也就没有甚么可惊讶的。而当共产党的流氓本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清时，它也该真正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