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与那些出身“不好家庭”的同龄人相比，我似乎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小时候我是一个文静、单纯、幼稚的女孩，不太爱讲话，虽然内心有时也充满了对“革命”的一些个幻想，但不知是出于胆小还是由于本性比较善良，我对那些个常被人欺负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总是会充满同情，并常常主动表现出友好。给老师贴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事情，想都没敢想过。但是那时对“台湾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之类的言词却又很相信，还曾幻想该怎样帮助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很可笑。

慢慢长大了，我从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人们受到迫害的故事，比如陶铸的女儿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张志新的故事等等，当时看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哗哗的流。但对我心灵撞击最大之一的还是一位老高级工程师亲口讲给我的一个故事。

我曾在工厂里做过几年的技术工作，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企业，我结识了一位高级工程师：寿工，他是一个受到同事领导尊重的老技术人员。

那个时候我与他坐对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实人，样子清瘦、儒雅，南方人，书生气十足，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说起来也有趣，他与我妈妈的生日是同一年同一月，可他们的脾气秉性却大不相同。他的耳朵不好，总是带著一个助听器。虽然平时话不算多，但有时聊起天来，慢条斯理，说起话来也是蛮幽默的，连工人们都喜欢与他开玩笑。他一年四季总是带著一顶蓝色的带有前帽檐的那种便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奇怪，后来熟悉了之后，有一次我憋不住，仗著年轻，愣头愣脑率直的问他：“寿工，这大热的天，您干吗还总是捂著一顶帽子啊？”。当时他把帽子一摘，给我看。啊，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的头发非常之稀少……

寿工负责一个百十多号人的机加工车间机械与设备改造及设计等工作，当时我与他一起搞设计，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而且人很耐心也很谦虚，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时正兴起计算机热，快六十岁的寿工象年轻人一样，学习计算机的各种软件。

有一次我们办公室的三四个人一起聊天，聊到台湾的时候，寿工对我们讲，他小时候曾在台湾呆过一段时间，我们都感到吃惊，于是他对我们讲起了他和他们家人的一些往事。

寿工的父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主修经济。回国之后在国民党政府内就职，曾在南京出任国民党管理金钱的一个库长，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高官了。四九年国民党战败，他的父母带著九个子女去了台湾，由于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一心爱国，想回大陆。于是一家十一口人辗转从台湾到了香港，九个子女也全带到了香港。之后采用各种办法想进入大陆，寿工的父亲甚至还去了新疆边界，想从新疆入境，但都没有成功。这样他们一家在香港住了两年，寿工还曾在香港上了两年小学。后来，他的父亲又通过朋友、同学等多方托人联络，最后通过一个部长亲自找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批示，他们一大家子人终于能够回到大陆。后来寿工的父亲也被任命为某部委的总工……寿工的父亲总算满足了心愿。

然而，五七年反右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开始清理“右派分子”，寿工父亲所在的部委也开始抓“右派分子”，当时右派名单报上去了，寿工父亲的名字不在其中，他的父亲松了一口气。可没过多久，传来消息，还缺一个右派名额，必须再报一个右派上去。这一下，寿工父亲也成为了右派，被发配回浙江老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寿工的父亲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往死里打他，就这样一个满腹才华的老人被活活打死！

当时寿工也就二十几岁，才刚参加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满头黑发开始大量的脱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听到这里，我们同办公室的几个人都沉默了一阵。后来还是一个女同事打破沉寂，开玩笑说：“寿工，如果当时您父亲要是不带你们回来，那您那会儿在台湾也是一个阔少了。也不用为象现在这样为房子、为子女的工作学习操心了。”

“是啊，即便是留下一两个子女在台湾也好啊，留在香港也行啊，可九个子女全给带回来了。” 寿工幽默的回答。

岁月匆匆，很多年过去了，我离开这个单位已很久，寿工也退了休。但是这么多年，每当我一想起寿工和蔼可亲的样子，就会联想到他讲给我们的这个故事，心中还会涌出一股酸楚难以言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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