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8月26日刊载约瑟夫面·康的文章报导，由于愤怒和惊慌，王福林攀上一个广告牌的金属架，以籍此引起人们对他不幸遭遇的关注。这是他来到这个繁忙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第一天。也是他第一次离开他远在西南的家乡外出。他已经遭到了冷漠、抢劫、和侮辱。现在，人们要看他流血。
到头来，他记不得他是怎么掉下来的。他所记得的只是在医院里的病床上醒了过来。他摔断了三根肋骨，摔断了胯骨。他的整个身心完全破碎了。“我告诉人们说，我是好人，不是坏人。我只是需要帮助，”他说，“可是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也没有人能够相信我。”
从相当于六层楼高处向下的这一跳，给他两天来的漫游旅行划上了句号，把他个人一个绝望的故事，一个代表著每个中国流动民工处境的故事，呈现给了世人。这些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缘享有住房、教育、医疗福利和法律服务。
流动民工是中国一个碰不得的问题。人们往往归咎他们是每一起破不了的案子的作案者。他们是彷徨在每一个城市角落的乡巴佬，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大睁著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民工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阴暗面。总体说来，流动民工群体脆弱、顺服、廉价、而且易以压制。
中国的流动民工总数在一亿以上。他们工作在这个出口大国的各个工厂里，从事著危险工种，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无福利。他们被禁止成立工会（中囯共产党只允许一个工会，即他们自己领导下的工会）。老板凭一时之兴即可将他们解雇。
要不是机会多于危险，而且看到政府已采取步骤制止体系性的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或许根本就不想来到城市。中国政府最近废除了一条允许官方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式的情况下将乡下来的劳工拘留并遣返的条例。
不过，即使是官方的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这些人的极端困苦的实例。有些民工因为拿不到工钱不得不以自杀相威胁。有些被招工仲介所骗而被迫沦为妓女。民工们说，他们经常因为象忘了带身份证那样的小事而遭警察毒打。
“对警察来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杭州48岁的民工王小真说，“他们不把我们的生命当回事”。
这位王女士说，二月里的一天，正当她在人行便道上卖水果的时候，巡逻员们来了。她赶紧逃跑，因为她知道商贩不允许在那些地方卖东西。可是她说，巡逻员们还是追上来给了她一顿毒打，导致她颈部背部神经损伤，从此再也无法工作。
她现在每天在杭州的一个公园里，躺在一个带轮子的木床上，乞讨一些零钱。杭州的一名值班警察表示他根本不知道王女士这个人以及她的遭遇。这名警察同时拒绝对王福林一事作任何评论。
是因为钱，迫使王福林离开他在贵州省的葱郁但贫穷的山村来到2000公里以外的杭州。他在一家纸箱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元人民币，足以使他往家中有病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寄些钱回去。
但是，事与愿违，他卷入了一场导致身心创伤的戏剧性奇遇。其中有狡猾的窃贼，玩忽职守的警察，还有他自己的失算。他不但不能往家里寄一分钱，反而需要依靠亲戚们凑的12,000多元来支付他的医疗费用。这笔钱相当于他在纸箱厂工作两年的工资。
亲戚们说，他在离开家之前，看起来相当结实健壮。他眼睛发亮，脸颊圆润，加上说话时轻微的咬舌音，他显得比实际30岁的年龄要年轻。作为患有长期慢性病的父亲的独生子，他独自支撑著一家的生计。他曾经召集乡亲们义务修建了一条8公里长的大路，多少减轻了他那小村庄的与世隔绝。
今年，王福林需要现钱来给他6岁的儿子交学费和给他的父亲买药。他的妻子先行离开了家。她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做灯丝的工作。他打电话告诉家里一个亲戚已经在附近为王福林找到了工作。
夏播完毕后，王福林上路了。他首先沿著他亲手修建的道路步行到南陇，然后乘公共汽车来到省会贵阳，再从贵阳登上了K112长途火车。
旅行一开始就不顺利。他花140元买的车票是站票，在长达36小时的旅途中他没能发现一个空座。第二天的夜间，正当他斜靠在8号车厢尽头的墙壁上时，他听到一位乘客低声说，“有奇怪的事要发生”。
一群发型考究、皮鞋锃亮的人在昏暗的车厢里正朝王福林所在的方向一路摸索过来。王福林看到这些人从行李架上把包拿下来，翻里面的东西，并将钱及值钱的东西窃为己有。
很快，他们发现了醒著但战战兢兢的王福林。他们尖酸地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多少钱。王福林说他诚实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他从乡下来，钱非常少。他的堂兄将在杭州火车站接他。
“他们指责我把钱藏起来了，也许就藏在内裤里”，王福林后来回忆说，“他们说将在火车站等著我，给我一些药吃了让我昏迷”。
如果他们想吓唬他的话，他们得逞了。他们把王福林吓的够呛。
当列车员宣布车快到杭州时，王福林飞快地穿过一节又一节的车厢找乘警。他终于在餐车里找到了正在与两名火车工人聊天的乘警。他赶紧向乘警解释说坏人正企图偷他的钱。他需要有人护送才敢离开火车。
王福林说，乘警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有多数钱？”
王福林回答说他是个一无所有的穷人。乘警于是向他摆摆手，表示不想再听下去，紧接著就走开了。可那两个工人呆著没动。其中一人从后面抓住他，另一人命令他把口袋翻出来。王福林说他把作盘缠用的有限的几张钞票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一人装起了钞票。然后他们一起把王福林拽到了厨房，打开车门，把王福林丢到了杭州站附近的一个铁路大院。
王福林的直觉首先是逃跑。他爬上了院墙。上去的时候挂掉了脚上的凉鞋。光著脚，他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杭州市中心。他说他想去找他妻子做工的工厂。可是他没有地址，也没有钱。他想到车站找堂兄，但是害怕那伙小偷在那里等著他。
一个商店老板允许他使用电话。他打了警察局紧急号码，可是他打的是家乡的贵州省。“我听不懂杭州的人们说话”，他解释道。接线员通知了杭州的警察。
过了一小时，几个警官来到了商店。他向他们诉说了火车上行窃的小偷，甩手不管的乘警，还有抢他钱的火车工人。他需要帮助，需要钱，需要打电话。警察们满脸怀疑地看著他。也许他们听不懂他那贵州口音。他们告诉他别的人会来管他这件事。
结果谁也没有来。他在大街上逛游著，考虑著该怎么办。这时他看到了一广告牌，矗立在一条主要大道的显眼位置，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作广告。
“我的主意是爬到牌子的上头，引起人们的注意”，王福林说，“然后我可以向人们解释我的遭遇，并让他们告诉我的家人”。
他沿著架子一级一级地攀到了牌子的顶部。为了引起注意，他脱下外衣扔向过路的人们。接著他扔下了衬衣，又扔下了腰带。他的裤子滑落到脚面上，于是他把裤子也脱了扔下。他身上穿著剩下的蓝色内衣，向下面的人们喊叫。
行人们停下来，擡头观看。不久，记者和消防员们也来到现场。据当地一记者说，他高叫道，“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我不想死”。然而，一旁观者冲著他喊，“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其他人跟著起哄，“跳，跳！”
消防员们想说服他下来。他们提供给他食物和水。但当几名救险人员爬上来开始接近他的时候，他挪到架子的边缘，显然在试图逃脱。然后他就摔倒了下来。广告牌下面挂著的一卷帆布垫了他一下，他接著落到了一片草地上。
王福林现在已回到了贵州。他妻子通过报纸上的报导知道了他的事件。她把他送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那里的住院费比杭州要便宜些。
王福林说他的结论是他的运气太差。下次他再去大城市的时候就不会那样了。他当然会有下一次，因为他的家，先前只是手头吃紧，现在则已大大地欠了一笔债。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他说，“没有别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