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不久前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俄罗斯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某一位成员，而百分之六十一的人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调查中，许多人把今天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当作当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其中有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丘拜斯、盖达尔、基里延科等人，更可笑的是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也不幸被人错记。而当年真正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多半都已经被大家淡忘，知名度最高的是的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而记得他的民众也只有百分之十五。
当年，正是“八．一九”事件直接导致了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那时，愤怒与恐惧、抗争与顺从、失望与希望、邪恶与正义、光明与黑暗…全部纠结在了一起。那一天，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被划上了休止符；那一天，一套巨无霸般的政治架构突然化为齑粉；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照耀到了古拉格群岛的每一个角落。那一天，一群普通人开始走向领袖的座椅、一群领袖却沦落为平民，而所有的国民的生活都由此开始了剧变──富裕或者贫困、快乐或者忧愁，一切都是未知的。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件，却被人们悄然忘却了──包括这出伟大戏剧的主角戈尔巴乔夫。被迫退出最高权力机关之后，戈氏成立了一个新的党──社会民主党。然，他在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只获得了百分之零点五的选票，他所领导的党在一九九九年底的议会大选中并没有获得任何议席，对俄罗斯的政局无足轻重。对于这样的结果，戈氏心中一定百般滋味俱全。但是，他并不后悔，因为他参与改变了历史。在凤凰卫视最近播放的一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记录片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依然健步如飞地步行在莫斯科红场外的道路上。他失去了帝国，失去了妻子，居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幢普通的别墅之中。他说，他不会后悔他当年所做的一切，他给人民带来了自由，“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尽管记录片的拍摄者内心深处依然存在著“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在拍摄的时候故意加入了几分哀婉的色调，但是我却发现，戈尔巴乔夫的平民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只有谈到逝世的妻子赖莎的时候，他才流下了泪水。戈氏去大学讲学，去世界各地考察，写作回忆录，回老家看望亲人…生活安排地井井有条。他的外孙女成了欧洲最出色的时装模特儿，他为她感到骄傲。这些都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元首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由。他给予人民以自由，也给予自己以自由。当年，在告别政坛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事业的最高评估是：“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富强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有的中国人嘲笑戈氏的“软弱”和“愚蠢”，他为何这么轻易地就把宝座丢掉了？然而，戈氏带给俄罗斯的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遥不可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人遗忘是戈尔巴乔夫的幸福。在专制时代，哪个下台的领袖有“被遗忘”的权利呢？当年，失去权力之后的赫鲁晓夫，门外时刻停著一辆监视他的克格勃的轿车。勃列日涅夫不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在苏联境内出版，赫鲁晓夫不得不通过外国记者把手稿的影印件带到西方。回忆录在西方出版之后，赫鲁晓夫受到了苏共中央的威胁和恐吓。而戈尔巴乔夫开创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开端，他也享受著自己种下的果实：他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出版回忆录和其他评论文集，他可以自由地到大学去讲课。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政治家在当代所能获得的最早荣誉。这种荣誉远远比虚幻的权力和家属贪污腐败的机会更有价值。当然，中共的领袖们不会有如此的评估，他们有另外一副天平──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
戈尔巴乔夫安于被人民遗忘的命运。今天的俄罗斯，再没有坐在办公室中悠闲地看报喝茶的日子了，街头全是来去匆匆的脚步。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有人投票，有人不投票；有人痛骂新总统，有人却赞美他。人们把目光向当下的日常生活聚：面包和蔬菜、盐和酒，样样都得操心；人们也把重心转向自我素质的提高，参与各种各样的培训和学习，以应付日益变动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拥有富欲的时间和精力去回忆过去呢？
依旧在专制的漩涡中挣扎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呢？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