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扰乱简史

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大屠杀事件期间，有近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支持民运。

北京中南海的中共屠夫们吓坏了。中国随即在〈香港基本法〉（等于是香港的宪法）草案中，加入这第23条。

23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以禁制判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外国政治组织在港活动、与外国政治组织连系等七宗罪。

九七年前夕。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政权交接谈判期间，北京试图就23条叛国罪和颠覆罪进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国强烈反对，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北京公开表示，暂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

1997年香港回归，五年来相安无事，并无任何判乱组织或煽动叛乱情事。

去年九月底，特区政府忽然著手〈基本法〉23条的立法。立法谘询文件一出，包山包海，把叛乱罪订成乱判罪，终于引发香港真正的不安。

十二月十五日，在三个月谘询结束前夕，六万多港人走街头，抗议这个乱判罪，再次震惊了香港特首与中南海头目。

今年二月十三日，23条在特区行政会议通过“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送立法会，并拟在七月九日休会前完成立法程序。

倒董

幸好，六月SARS在香港缓和下来，香港人终于可以喘一口气来应付这23条乱判罪。

许多港人发现，特首董建华在SARS期间的种种表现，也是SARS严重的原因之一，包括早期的隐瞒与对社区感染的轻忽等。这些体会让港人形成了共识：23条比SARS可怕，特首又比SARS更可怕。因此，反对23条立法，也带有倒董的味道。

叛乱罪变成乱判罪

23条立法条文，对言论叛乱罪包山包海，是台湾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废掉的“刑法100条”(言论叛乱罪) 远远比不上的。

基本法23条的立法内容，人见人怕。一般香港市民最怕的，是23条立法中授予警方权力过大，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可随时进入民宅搜索、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证据；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画研究组六月的市民调查，反对者高达八成五。

对香港的法轮功与天主教等信仰团体来讲，马上面临的是：凡大陆宣判非法团体者，香港不必再审判即为非法，甚至与之连系者也有罪这个条款；而中国基本上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这一点，《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的作者高为邦最清楚了。

23条刀插头

对商人来讲，也必然要每天生活在恐惧阴影中，因为“窃取国家机密罪”也是无所不在。如果您要预测商情，就在网路上传播“明年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这样的内容，就有可能判您十年八载。

无事生非作茧自缚

香港一向是“去政治化”，大家重视经商赚钱不谈政治，回归以来也没有听说什么叛乱组织，特首实质上官派，立法会三分之二成员由中南海指定，但只要不为非作歹，大家应可接受，毕竟，过去由英国殖民统治都接受百多年了。何况23条所要防止的叛乱颠覆罪，现行刑法已足可应付。

那么，为什么要订这个法呢？

有人说这完全是冲著法轮功而来。仔细阅读它的条文，确有这个影子。那为什么要把23条订得包山包海呢？因为，“百分之一的法西斯，就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虽然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政权”，但只要用的是法西斯式的强制手段，则为了“万无一失”的维护政权，就只好把任何可疑的人、事、物都消灭，防微杜渐，于是这一个法西斯，就可以演化成一百个法西斯。可笑的是，法轮功修炼者根本对政权毫无兴趣，打压法轮功以维护政权有如杯弓蛇影。

这样无事生非的结果，可能让这颗东方明珠褪回一颗黯淡无光的石头。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颗石头的奇迹（故中研院院士邢慕寰的形容），是靠著开放、自由与法治（还不需要民主），以服务业创造的奇迹。一旦23条通过，到处都是匪谍，那还谈什么服务？更可能的是明珠还原石头的奇迹吧！

23条斧底抽薪--美国会要求改选立法局与特首

记者张扬整理报导，美国众议院六月廿六日以426票对1票，通过有关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决议案，要求香港和中国政府撤回第23条草案。这是继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关切香港基本法23条草案后，另一个来自美国更强烈的要求。

美国国会众院的决议案，更进一步呼吁以全面直选的形式，选举出香港的立法会议员、特区首长等，再由他们决定是否订定23条。这项“表达对香港自由的支援”的决议案，是由共和党众议员科克斯提出的，他表示23条一旦实施，会削弱香港人言论、出版，以及从属一个组织的自由等基本人权。

香港特首董建华六月廿六日在立法会答问时称，美国白宫发表的声明，是受到别人“误导”的，他说政府会多做功夫，把“真实”情况告诉国际友人。美国国会随即（香港时间廿七日）决议，不但要求撤回23条草案，还吁请全面民选香港立法会与特首。

目前香港立法会六十位成员，有四十位由中共直接指派，特首则由一个受中共控制的团体“选”出。

23条话外话--香港23条和SARS如影随形？

23条与SARS有太多的巧合……

台湾原来控制得好好的SARS疫情，因为和平与仁济医院爆发感染而失控。这两家医院都在台北市短短的“广州街”上，而SARS病毒的来源正是中国大陆的广州，这种巧合令知者无不啧啧称奇。

疫情比台湾严重的香港，发生了更多更不可思议的巧合。

董建华

其次，多种迹象显示，SARS病毒几乎和香港〈基本法〉第23条如影随形。香港自去年九月著手〈基本法〉23条的立法程序，正是在SARS从中国向外扩散的酝酿期间。而四、五月间香港SARS传播最严重之际，港府正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并企图趁乱完成三读立法。

另外，剥夺香港结社自由的是国安法中“社团条例”8A条款，而香港爆发医院内感染最严重的威尔斯医院，其祸源竟然就是“8A”病房。

8A条款备受各界诟病，认为是将中国“黑手”伸进香港明证的条文之一。根据这个条款，“保安局长”（而非“法院”）有权取缔本地组织；且由保安局长决定是否取消被告上庭或书面申述的机会。

8A条款里，还规定凡从属于中国大陆的组织，若该组织已被定罪，则在香港可以不经审判迳予取缔。而且被告可能不能出席上诉聆讯、不得阅览审讯资料，因此根本无法进行辩护。据此，中国民主运动、工人运动、法轮功、家庭教会等，都在禁制之内。

巧合还不只此。SARS祸害多国，事后证实根源是六十四岁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刘剑伦教授。他于二月下旬抵港参加婚宴，下榻“京华”国际酒店九楼，病毒就藉著同层楼的游客，带到加拿大、新加坡、越南等地。“京华”通常指的就是北京（中国）。而刘教授发烧严重后，自行前往看病的“广华”医院，不也直指广州（中国）吗？

在中国历史上，举凡国家腐败，便有随之而来的天灾示警，“瘟疫”就是一项表征。香港SARS和23条的立法如影随形地进展著，或许是对制订违反基本人权的恶法所发出的警讯。

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