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香港立法会无党派议员吴霭仪在质询董建华时说，假如7月1日有20万市民上街，政府会不会聆听他们的心声？由此可知，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以至民主派事前估计的参与人数是远低于实际数目(大约是10万至20万之间)。

有趣的是，这次是政府内部的评估反而更接近实际。据香港《信报》的〈余锦贤专栏〉报道，香港政府的事前内部评估是，大约有18%市民会参与游行。换言之，政府预料将有超过百万人上街。

据一些曾参与香港89年六四百万人大游行团体表示，7月1日游行人数应比主办者所说的50万人还要多，与六四时不遑多让。

不过，事情发展至此，游行的原本主题“反对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法)”，以至游行的准确人数已变得次要，重要的是，一个香港全民的反政府运动已逐渐成形，矛盾直指董建华本人，足以摇动特区当局的统治根基。经此一役，董建华不单要面对香港市民，更不能回避北京中和海外的疑问：究竟香港出了甚么事？

董建华令情况如斯恶化

香港民主运动这几年的急剧变化，首要归功的不是香港的民主派，而是董建华。没有这个“对立面”，传统上被视为“激进”的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根本不可能在7．1游行中俨如一颗政治明星。

董建华的“能耐”是，执政6年，由八万五建屋计划、胡仙事件、禽流感事件、高官问责制，非典型肺炎事件、以至23条立法简直是连犯错也可以令人“目不暇给，叹为观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香港百多年历史以来，首个可以令社会上由大地产商、小业主、工人、公务员，以至教师等各个阶层都普遍不满的政府。在这方面，董建华是“前无古人”的。

这是7．1大游行数十万人上街的远因。这也解释了在游行，为何“董建华下台”成为游行者的普遍主要诉求。简单来说，7．1游行是香港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总爆发，而各个矛盾的集中点都在董建华身上。

当然，单凭董建华个人之力，也未必足令情况如斯恶化。在这方面，董建华身边的所谓智囊，和特区问责官员也应记一功，而居首者应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没有她在这几个月来，在不同场合，以非常戏剧化的傲慢、轻蔑、不屑态度回应反对23条的质询，间接地为游行推波助澜，7．1游行恐怕达不到这个声势。

难怪香港的新闻界，甚至左派圈子都在心底里由狐疑，究竟叶刘淑仪是无心之下替特区政府帮倒忙，还是另有目的 。

港府堵导游行几引发暴动

更加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政府内部和保安局事前估评近百万人会参与游行，但7．1当日的人潮疏导安排竟是如此不济，几乎引发小型暴动，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按常理估计，在89年以及千禧年时，香港政府已有相当成功处理这样大规模疏导人群(也就是人群情绪)的经验，在7．1游行时竟然像失忆了，不是疏导，而是堵导人流。如果以“阴谋论”去解释，就是特区当局以为被阻塞的示威者因为烈日当空，在曝晒之下身体不适而退出(事实上，的确有个别这样的情况发生，平生首次参加游行的香港《信报》社长林行止自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途退出的。)

不过，正是由于人流被堵塞，令游行绵延数十里，更为壮观，而游行的时间拖长(由下午3时至晚上9时半，长达6小时半，创下香港游行纪录)，令更多原本因各种原因未能赶及参加的人反而因此能够加入。这个反效果，恐怕是特区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据亚洲时报在线记者现场所见，当局的安排是颇为“特别”的。首先，亲北京的工联会在事前已租用了大半个场地(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球赛和嘉年华“贺回归”，与游行“打对台”。不幸的是，参加嘉年华的人疏疏落落，而较参加嘉年华多十倍以上的游行人士却要靠几条狭路才能抵达集会地方，拥挤之处，较罗湖边境还要恶劣。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一段平时十多分钟的路途，在集会开始之时，竟然要花上约一小时才能完成，甚至许多人不得其门而入，要在维多利亚公园对面聚集。更有甚者，由于许多人是扶老携幼参加游行，一些手抱婴儿也要在烈日之下长时间曝晒。

由于集会开始之后，人群从四方八面涌入维园，但公园的多个出口只有两个给游行人士进入，而警方则更继而封路，许多后来者被逼困在地铁站内，干等近一小时才能出站。

这样的安排，如果换着是耐性较差的群众，早已发生暴乱。

温家宝严厉批评董建华

虽然特区政府事前的人潮疏导策略很有问题，但事后的反应却比较有节制，这或许是拜温家宝所赐。

温家宝在7月1日上午离开香港之前，曾寄语董建华和特区高层：“要信任。理解。团结。”他特别提到，这番话除了说给香港市民听之外，也是说给香港领导层听的。

很明显，温家宝的潜台词是指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体察民情方面做得很不足够。以温家宝一贯的风格和他现时的地位，这应是对董建华严厉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特首办公室在7月1日晚上即时回应大游行，并且说，关注到有这么多市民参与游行，理解市民的诉求，一改董建华近月来与民主派针锋相对的口吻。

一个“理解”同日出诸于温家宝、董建华两人之口，恐怕不是偶然，看来在23条通过前后，特区当局和香港左派对民主派的策略也有所调整。

问题是，董建华现时已是中央政府的“负资产”。正是因为这个原本是生金蛋的鹅变成了包袱，连年赤字的中央竟被逼要与香港建立“更密切经贸关系”(CEPA)，令大陆每年少收数十亿税收。

温家宝离开香港之前，说了一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其弦外之音可能是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已有一条底线，特区应该把握余下的机会，好自为之。

外界一直认为，董建华在任内一定不会被撤换。但如果董建华仅能空谈“理解”二字，没有实际行动化解危机，看来香港没有甚么事情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转自亚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