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七月一日以后的三天早上，董建华都老神在在地对守候他的记者说：“早安”，完全没有愧色，也不准备快些做出反应而仍然陷在“议而不决”的泥淖中。到七月四日，身兼香港决策机构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从北京朝圣回来，提出延后立法，他感受到内部营垒分裂的威胁，才在七月五日出来做出反应，在根据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国安条例草案有重大争议的三个部分做出让步，但仍如期在七月九日二读、三读通过。然而到七月六日，自由党坚持延后立法，董建华知道在立法会中无法通过的情况下，才被迫在七月七日宣布延后立法，是为“七七事变”。由此可看出，董建华完全失去主动，而是根据外面的压力一步步退却。

　 似乎宣布延后立法，董建华大功告成，于是又沉寂多日，对七月九日五万市民围在立法会周围要求还政于民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七月十日，董建华出席一个午餐会发表演说，人们以为他会有甚么重要宣示，但是他花一个多小时讲ＳＡＲＳ，解释为什么“杨永强调查杨永强”。杨永强是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在抗ＳＡＲＳ过程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大肆批评，董建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负责人是杨永强本人。舆论批评了一个多月，董建华这次解释的理由是，因为调查对事不对人，所以由杨永强负责调查无妨。面对这样一个固执的昏官，香港还有救吗？

　 七月一日以后，除了香港土共的叫嚣，和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及外交部发言人对董建华表示例行支持外，中央实际上并没有表态。有报导说北京派了不少人来香港收集民意，甚至同民主派接触。还有报导说，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看了游行电视后，大骂董建华“怎么搞的”！但是摆在北京面前也是进退两难：

　 从“稳定”需要，自然董建华留任最好，但他已经完全失去民心，他有关二十三条的斩钉截铁言论，包括某些内容不可以让步，时间也不可以延后，证明都是谎言，他还能如何治理香港？何况在面对游行的事前事后表现都非常的无能，他怎能善后和平息民愤？振兴经济的重任又怎么能交给他这样一个昏官？但是如果把董建华换下来，北京的考虑是民众会不会得寸进尺？特别是要求普选特首，如果失控怎么办？

　 虽然北京还举棋不定，但是民间已经自己在寻找董建华的继任人，如果这个声势扩大，北京想留住董建华都困难，何况做惯傀儡的董建华自己没有任何积极主动的表现。人们议论的候选人有唐英年、田北俊、李鹏飞、冯国经、吴光正、曾荫权、范徐立泰和梁振英等等。金融界的反应是，如果冯国经接替，恒生指数会升五百至一千点，因为他担任上市公司利丰有限公司主席时业绩很好，后来出任机场管理局主席表现也不错，他为人低调，国际关系也可以。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形象不错，也有工作能力，恒指可以升二、三百点。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是最具争议性的人选，一位欧资证券行高层预言，如果他坐正，恒指会跌一千点。但是也有一位基金经理说∶只要宣布换人，大市都会升二、三百点。可见董建华多么不得人心。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甚至暗示董建华要下台或架空才可以解决危机。还有的基金经理表示会从香港撤走资金。看来北京对董建华的去留决定应该不会拖得太久，只怕被上层权力斗争耽误了。

——原载《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