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輝先生1921年出生於廣州，後移居香港，一直在《文匯報》這家共產黨在香港的報紙任編輯、主任。25年前，告別了共產黨，創辦了《爭鳴》雜誌，專門揭露中共的黑暗內幕。
溫輝說，「我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黨好感是因爲對舊社會不滿。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依我所見，是一個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自從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應該有一個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當時只有共產黨大張旗鼓的宣傳它們要改造社會，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要使這個社會變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個主張很有吸引力並使我非常尊崇，於是我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後來被調到《文匯報》，25年來一直跟著黨走，開始沒發現什麼，一直到文革時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
溫輝說，「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廣州，在那裏碰到一個石油工人。他對我說，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個國家，使它的政權有所改變。這句話一直以來成了我精神上的壓力。這是從公衆、人民的方面來考慮，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前25年我一直在共產黨的戰車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想如果創辦一個雜誌，以此表達人民的聲音和意願，使得極權制度能夠改變，那麼我的心裏會比較舒服。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辦了《爭鳴》。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樣的25年。」
以下是大紀元採訪紀要之一。
記者：《爭鳴》雜誌一直非常成功，很受國內外華人的歡迎，剛剛又慶祝了它的創刊25週年。《爭鳴》雜誌是溫輝先生在25年前一手創辦的。25年前到底是什麼驅使你創辦這份雜誌的？
溫：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我爲一家共產黨的報紙寫了篇社論，我寫到「四人幫倒臺後，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我那時想，如果這篇社論和這句話可以原文照登的話，我會考慮繼續寫下去，如果這篇社論或這句話被刪掉，以後我就不會再寫了。果然，這篇文章出來時這句話被刪掉了。正是這種對言論的管轄和控制，使我萌發了應該有一份報刊或雜誌，讓那些被扼殺了的聲音可以自由地傳達出來的念頭。
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廣州，在那裏碰到一個石油工人。他對我說，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幫助這個國家，使它的政權有所改變。這句話一直以來成了我精神上的壓力。這是從公衆、人民的方面來考慮，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前25年我一直在共產黨的戰車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想如果創辦一個雜誌，以此表達人民的聲音和意願，使得極權制度能夠改變，那麼我的心裏會比較舒服。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促使我辦了《爭鳴》。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樣的25年。
記者：溫先生精神飽滿，鬥志昂揚，一點都看不出來已經是81歲高齡的人了。這是否與你一直以來的追求有關？
溫：我想是有關的。我經常跟朋友說笑話，你們要想年輕，不需要買什麼美容品，不需要塗脂抹粉。看看共產黨的罪惡，喚起你的鬥志和正義感，從而投身，或者至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事業，你肯定會年輕些的。
記者：25年是一段很長的日子，這麼長的時間你都在爲共產黨宣傳寫作，後來怎麼會有如此大的轉變，轉而在《爭鳴》寫作，專門揭露共產黨的黑暗？
溫：我年輕時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黨好感是因爲對舊社會不滿。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依我所見，是一個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會，自從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應該有一個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當時只有共產黨大張旗鼓的宣傳它們要改造社會，推翻國民黨的統治，要使這個社會變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個主張很有吸引力並使我非常尊崇，於是我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後來被調到《文匯報》，25年來一直跟著黨走，開始沒發現什麼，一直到文革時我的思想才開始轉變。
從微觀的角度，我看到那些共產黨人，特別是我身邊的人的言談舉止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一個個吹捧、拍馬屁、搞小動作。甚至那些很資深的共產黨員，作風非常壞。從宏觀的角度，我看到這個黨的政權，所有的思想作風、政治行爲都違法了人民性。如果說共產黨當初的路是對的，它已經逐漸逐漸走入了斜路。不是從文革後開始的，其實從建黨後不久就入了邪。毛澤東是個暴君，黨內的鬥爭不斷，總書記一個一個倒臺，一個一個換。林彪葬身於溫都爾汗是我思想的一個轉捩點。林彪是毛的親密戰友，紅寶書舉得最高，毛與他的鬥爭是共產黨幾十年來黨內鬥爭史的一頁，而這一頁很明顯、突出地表現了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造成文革的禍害不但是四人幫，其實是以毛澤東爲首的。於是在文革後期我漸漸否定了過去自己對共產黨的尊崇，取而代之的是對這個黨的懷疑和厭惡。這個曾經要改造舊社會，創建人民的國家的政黨，變成了一個反人民的黨，一個高高在上，統治人民的政黨。共產黨說法輪功是「邪教」，其實共產黨自己才是邪教。我覺悟得很晚，真可以稱得上是後知後覺中的後知後覺。
毛死後不久，我曾寫了篇「評毛才能前進」的文章在《爭鳴》連載。那是77年，毛是76年死的。當時說這種話是犯天條的，因爲鄧小平絕不允許評毛。記得這篇專論出來後招來了風風雨雨。當時港澳辦的頭頭廖承志通過他的祕書對我說，毛是不能批評的。這反映了整個共產黨高層關於毛是不能碰的意志。而它恰恰與我的觀點相反。我覺得他們完全站在了一個錯誤的立場上，是爲了保住共產黨，保住他們的政權。毛澤東是他們的神，要是他們的神保不住的話，共產黨就沒有了，它的政權就動搖了。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特別是共產黨高層，全都出於自己的私利，不是公心。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時刻想著人民，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
記者：這與你當初的追求很不相同？
溫：完全是兩碼事。
《爭鳴》一出世就與中共有很大的衝突。因爲當時很震撼，沒有一家雜誌、報紙能象《爭鳴》那樣，營業額從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一萬一直上，期期增加。尤其是後來我們還增辦了《爭鳴日報》。他們很害怕，又收買又打壓。開始是用金錢、名譽、地位收買，收買不了就打壓，我過羅湖橋就要抓我，還有很多威脅到生命的恐怖事情，比恐怖主義更恐怖。但這些對我們都沒有用，他們動不了我們。共產黨要左右我。黨憑什麼左右我？你以爲《爭鳴》是黨刊？它不是黨刊！從這就看出它們是邪的，我們是正的。儘管壓力很大，我們始終堅信邪不勝正，所以不理睬他們。後來許家屯給他的接班人留下了這麼一句話，說在香港有兩個人最難搞，其中一個姓溫。
二十多年來，除了最初的兩年，《爭鳴》一直是香港銷路最高的雜誌，不是與那些八卦雜誌比，是與嚴肅的雜誌比，在八個國家都有訂戶。我們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們，使我們不會象其它團體那樣受到經濟上、政治上、甚至人身上的迫害，至少我們排除了一樣限制，那就是經濟上的限制。所以我說有兩個上帝，《爭鳴》真正的上帝是人民、是讀者。
記者：國內有很多人看《爭鳴》，非常出名。同時又有很多人覺得奇怪：《爭鳴》的內幕消息是怎麼得到的？似乎《爭鳴》的記者遍佈全國，特別是中南海的很多內幕消息都得到報導。
溫：這反映出願意爲我們執筆，提供各種材料的朋友確實很多，很多。所以來自各方面的信息量很大。經過編輯、整理發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不一定出版。共產黨對此最爲害怕，不光是因爲真相被揭露了出來，還因爲他們意識到國內有一批人在爲《爭鳴》提供信息，支持《爭鳴》。正如你剛才提到的，讀者在琢磨那些消息從何而來？他們也在琢磨消息是誰提供的？他們不斷有內部的鬥爭，是不是對方的人提供的？姓陳的？姓王的？還是姓陸的？一句話，就是支持我們的朋友很多，所以我們的信息源源不斷。
記者：有沒有人因爲支持你們，不受中共高層喜歡而受到懲罰？
溫：有。公開的有，暗中的也有。廣州有一位朋友因爲向我們提供了一些「保密資料」被判了12年徒刑。所謂的「保密資料」，是鄧小平關於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的講話。三中全會之後在西單牆曾出現了一張對鄧小平質疑的大字報，促成鄧發表了那個講話，講話的中心點就是四個堅持。其實這篇講話當時已經傳達到了全國下層的幹部，隔了一兩天，另外一個參加了廣東省政協會議的朋友也送來了鄧小平講話全文的印刷本，證明講話已經公開了，已經印刷成文了，但居然就是因爲這個拉人、判刑、坐牢。後來我們才知道，主要不是因爲這個人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他是很冤枉的，其實主要針對的是我。因爲鄧的講話發表不久，82年我寫了篇「評四個堅持」，實質上就是反「四個堅持」，在《爭鳴》連載，那是和鄧對著乾的。當時鄧是最權威的，我這個小人物居然弄刀弄槍使得他十分惱怒，馬上就定《爭鳴》爲反動雜誌，把那個給我們提供「講話」的朋友抓進牢裏。
這是公開的，還有很多懲罰是不公開的。中國新聞社的一個主任加入了《爭鳴》雜誌當編輯，當時他的家人仍在北京，他要回去安排家人，希望把家人都帶來香港。他硬著頭皮經由深圳海關進去，但結果很糟。他們讓他進去，但要接受他們的條件，給他們提供情報。這個編輯以爲隨便編點情況就可以應付過去，誰知事情卻沒完沒了。安排好了家人之後，共產黨控制了他，不斷地找他，要他去彙報。這個同事很害怕，不敢繼續在《爭鳴》留任，但換了工作之後壓力還是很重，本來他血壓就高，後來就更高了，之後在一樁不測中把性命給丟了，這件事情說起來都很淒涼。
記者：很多人認爲批評中共，尤其是揭露中共的內幕是不愛國，您怎麼看？
溫：問題是這個國是個什麼國？共產黨的宣傳混淆了「國」與「黨」兩個概念，弄得國等於黨，黨等於國了。在它的意識形態裏，愛國就要愛黨，不愛黨就是不愛國，使得人民很迷惑，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國。其實很簡單，國家應該是人民的，愛國應該是愛我們國家的文化、優良的傳統，愛我們的人民，特別是愛人民。如果離開了愛人民，就無所謂愛國了。而共產黨恰恰是不愛人民，所以如果你真愛國，你不但不應該愛共產黨，既然它把人民放在它的對立面，我們就應該把它放在人民的對立面。
記者：最近很多人關注香港「二十三條」的立法，「二十三條」立法是否針對《爭鳴》的？
溫：「二十三條」廣義上是針對香港的自由、人權，窄義上是針對新聞、言論、信息流通的自由。《爭鳴》既然致力於信息流通和言論自由，對立性肯定是十分強烈的，因此有人說 「二十三條」 是針對《爭鳴》來的。我覺得未必，我覺得「二十三條」的立法重點是針對傳媒的。
記者：「二十三條」如果得以立法，你覺得《爭鳴》是否會受到影響？
溫：這不是可以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我們所能考慮的是在這個局面，這麼大的壓力下我們應該怎麼做？我曾經說過「以不變應萬變」，這是真的。我們的一切都不會變。我們的立場不變，觀點不變，我們會始終如一地提供給讀者各種信息、各種言論、各種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共產黨目前這個政權所犯罪行的批評和批判，這些絕對不變。我們不變，那麼視我們爲仇敵的共產黨會怎麼做呢？這點我們無法預計。
記者：聽說《爭鳴》有個很明確的目標，連具體什麼時間關門都定好了？
溫：《爭鳴》的存在就是爲了揭露和批判。我在紐約慶祝《爭鳴》創刊二十週年的典禮上說過這麼一句話，這句話到目前還很適用。我說，只要共產黨的極權制度關門，我們馬上就關門。它今天關門，我們至多比它晚一個小時就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