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一月，佛山的幾名居民已經倒在了一種現在被稱爲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薩斯，中國大陸稱爲「非典型性肺炎」的魔爪下。
從十一月開始流行，到四月一日中國官方正式通報非典型肺炎，已經過去了近半年。在這半年的時間內，全球已經有二千七百八十一人染病，死亡一百一十人，報告該病的國家或地區已經達到十九個。中國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病例數已經達到一千二百九十例，死亡五十五例。很多傳染病專家面對這樣一個世界性流行的傳染病，非常痛心的感到我們失去了早期控制這種疾病流行的機會。一些批評家認爲中國的知情不報是一種翫忽職守，甚至是一種犯罪。
政府刻意隱瞞薩斯流行的真相
中國的傳染病法規定任何可疑的傳染病都必須在六至十二小時的時限內向上級衛生主管部門報告。讓我們回顧一下薩斯流行的過程，看看他們實際上是如何執行傳染病法的。
十一月中旬，廣東省的五個城市出現了薩斯病例，到十二月中，在其中一個城市河源已經引起了恐慌，七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但是消息沒有上報，而該市報紙還否認有流行病在傳播。在官方刻意隱瞞的同時，病人們開始到廣州求醫，把這種疾病傳染給更多的人，其中一個十歲的男孩病例傳染了五個醫護人員，其中一位救護車司機和一位醫生後來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個「會走路的生化武器」，傳染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疾病就這樣開始在廣州流行，但中國官方命令記者不準報導這次疾病爆發。
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報紙發佈一條消息：「這種病毒已經在廣州出現了一個多月，這種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羣衆沒有必要驚慌。」到這時，記者才把這個疾病的資訊，報告中央。此時疾病已經流行了三個月。這是地方向中央的隱瞞。
衛生部此時才派出了中央專家組赴廣州調查。而薩斯就像從潘多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經不可收拾。但是真相還在繼續隱瞞。
二月十一日廣州市官方召開記者會，公告至二月十一日止，廣東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時官方要求：所有中國傳媒都不許談論「非典型肺炎」但是到二月二十八日，這個「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在廣東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數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資料的六倍！！！
從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下旬，在大陸傳媒再見不到任何官方報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目和死亡人數，但是薩斯已經從廣州走向香港，再從那裏走向其他國家。到三月底，香港已經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三月初衛生部已向北京各醫院通報過非典型肺炎的危險性，但爲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禁止對外公佈。這是中央政府刻意隱瞞事件的真相。僅廣東南方都市報報導，有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要求讓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該報隨即受到批評。
到四月初，薩斯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傳播開來並且造成幾十人死亡以後，衛生部才召開了有關薩斯的新聞發佈會，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衛生部長張文康宣佈了薩斯的發病和死亡數，中國官方媒體才被允許大規模報導這一疫情的情況。但是，距離這一傳染病在中國廣東省最初發現已經過去了將近六個月。對於一個傳染病，流行了六個月才對外宣佈。在二十一世紀，真是匪夷所思！但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行爲。
然而這個宣佈依然在掩蓋許多事實：北京實際已經不只是輸入病例，北京已經開始流行薩斯，病例遠遠高於部長宣佈的資料。北京三○一醫院的蔣彥永醫生說，到四月三號爲止，單是被總後勤部指定爲收治非典型肺炎的三○九醫院，已經接收了六十個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六人死亡。而美國時代雜誌引述一位感染上薩斯病而送入北京佑安醫院的護士說，該醫院住滿薩斯病患者，沒有數百也至少一百。但是根據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四月三號公佈的數字，北京只有十二個由外地轉來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
封鎖、僞造情的事不斷被揭露、暴光，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佈撒消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他們當然是罪有應得，但人們普遍認爲，首先應當受到追究和處罰的，是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因爲正是廣東省對疫情的封鎖，才使疫病傳播到香港、內地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各國。民建廣東副主委劉昌謀說：「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政府都未能向市民作出交代，結果令市民無所適從。」正是張德江，在廣東地方報紙準備報道疫情時頒發禁令，實行打壓，在海外有關團體赴廣東考察、支援時加以拒絕。
中國政府隱瞞疫情不是第一次
中國政府並不是第一次隱瞞疾病的真相而導致貽誤疾病控制的機會。幾年前，當首批經輸血感染的愛滋病病例在河南發現，也是爲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而導致影響北京的穩定，禁止對外公佈。這種隱瞞持續了幾年，輸血和獻血感染的愛滋病病例已經蔓延到中原許多省，形成了多個愛滋病村，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感染愛滋病的人數達到了一百萬。多虧河南的高醫生使公衆知道了河南的愛滋病村，但是在衛生界人士中都知道安徽、山西有類似的村莊。很多衛生界人士僅僅私下勸其親人或朋友，千萬不要輸血，但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正式向公衆報告過愛滋病感染的風險。
事實上，很多在地方流行的疾病不報告是非常普遍的，「某種傳染病的分配病例」是中國衛生部門衆所周知的現象：衛生部門對於疾病的控制都是有指標的，例如，某種疾病的發病率不能超過十萬分之二十，對於一個十萬人口的地區，就不能超過二十例，超過的病例都會消失，不會出現在疫情報告中。
中國官方每年報告的傳染病流行水平，大大低於許多發達國家的流行水平。在十年前，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在世界銀行支援下，曾經有遠見的建立過「小疫情」，也就是說通過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來估計真實的流行水平，這個系統的年報報告的法定傳染病流行水平，幾乎是官方公佈資料的三至四倍。但是從二○○三年一月，這個系統停止了工作，再也沒有不同的聲音來使衛生部頭痛了。
爲甚麼會這樣？每一個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難以理解，但是從地方到中央，層層的隱瞞使很多疾病流行都不被公衆知道。
有人說，這種隱瞞是爲了經濟發展，在旅遊業和招引外資的巨大利益的驅使下，北京又落入了有著千年官僚政治傳統的「家醜不可外揚」之中。由於這種駭人的短視，官僚們決定封鎖所有關於薩斯的新聞。誠然，這是一個直接的原因，但是這種隱瞞，對於這次薩斯的流行，以及之前的許多傳染病，諸如對愛滋病流行情況的隱瞞和封鎖，都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原因所能包容的。
中國司法不可能獨立、中國的新聞監督不可能獨立，中國的傳染病報告系統更不可能獨立，在任何一級的地方長官都可能出於對自己政績的考慮、對自己錯誤的掩蓋、也包括對地方經濟、貿易的影響而干預某類疾病的報告，這樣的報告系統只能提供一個虛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怪現象：中國的傳染病發病水平甚至低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同類傳染病的流行水平。
政治需要和急切邀功謊稱找到病源
中國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薩斯是由「衣原體」引起的。實際上當時就引起廣州的臨床專家和一些流行病學專家的質疑，本該根據確定病原的標準鄭重考慮，卻由於政治的需要，和某些個人（洪濤──編者注）急切邀功動機，立即上報了衛生部。中央電視臺在二○○三年二月十八日「新聞聯播」發佈消息，稱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引起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薩斯）的病原確定爲衣原體。對衣原體的控制是有特效藥的，也明確傳播途徑，高危人羣。如此皆大歡喜的消息，一時間，報紙電視大篇幅報道，非典型肺炎已經被控制，大家無需擔心，也不用搶購白醋板蘭根等物品。但是這種誤導卻使二月份的病例急增。
香港大學醫學院已經分離出「冠狀病毒」，按照確定病原的標準，基本確定「冠狀病毒」是薩斯的病原。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博士鍾南山在人大會議上公開說，實踐中按照「衣原體感染」思路治療非典型肺炎病人，完全不起作用。世界衛生組織在三月十七日公佈了有關病原的研究結果：幾個實驗室從不同國家的病人的標本中分離出和以往冠狀病毒家族的基因不同的新型冠狀病毒。從組織培養和從薩斯病人中電鏡照片都顯示類冠狀病毒顆粒，從康復病人的血清顯示針對該種病毒的免疫反應呈現陽性，一系列證據都表明了新型的冠狀病毒是薩斯的病原。
李立明文過飾非假設當事實
然而四月十日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先生還構造了一個「這兩個東西」（衣原體和冠狀病毒）相互起作用的學說。中心的很多從事具體研究的人員都知道他在文過飾非，但是他竟然很大膽，把他的假設當作事實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述，因而接著健康報頭版頭條報告：冠狀病毒和衣原體是薩斯的兩大元兇。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沒有起到「控制薩斯」的作用，這在醫務界內部都有議論。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到疾病控制中心聽取疾病控制專家的報告時，他可曾想到，在這些專家中卻有營養專家，而沒有一個流行病學專家？對付這樣一個世界性流行的傳染病，卻沒有看見知名的流行病學家的身影。
我們知道，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在過去的疾病控制中，如針對洪災中的傳染病控制等還是十分有力的，該院有一批有學識、有實幹精神的專家活躍在疾病控制的第一線。但是在李立明先生擔任中心主任後，他非常有「魄力」，以「年齡」等各種理由，排斥有經驗專家，建立了一支自己的「親信」隊伍。當薩斯暴發流行時，顯得如此「捉襟見肘」。換句話說，中國的體制是一個「負篩選」，根本沒有真正的幹部考覈和評估制度，把這樣一個實際上在損害中國公共衛生的人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