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以北京居民刘丹(音译)为例。萨斯爆发时，刘丹关掉自己的小小投资公司，离开首都开车去南京岳父家。他说，“那非常好。我们可以躲避萨斯，和亲戚在一起。但它后来却成为梦魇。”
刘说，他和妻子在600英里的南下旅途中被停车检查20多次。医务人员要他们量体温，查问他们的健康。有个地方官员不准他们下高速公路，说是当地禁止北京牌照的汽车出入。在五个收费站，地方官员都额外收他们相当于两美元的汽车消毒费。
他们终于到达南京，刚一停车，邻居就报告警方。一队警察立即赶到，同时还有一辆厢式车，里面都是身穿防护服的人员。警察拖走他们的汽车，刘和妻子被送进医院隔离，虽然他们没有任何病症，没有同任何萨斯病人接触。地方官员随即在刘丹的岳父家门前贴上犯罪现场的黄色塑料条。
刘丹在南京一家医院接受采访时说，“更糟糕的是，邻居都把我岳父岳母看作萨斯病人。有个老人过去总卖给我岳父午饭盒，现在也拒绝了。邻居都说他们的垃圾已被感染。这简直是发疯。”
这种反应是因为北京萨斯病例最高。到15日为止，在全国5163个萨斯病例和271人死亡中，北京分别占2388例和140人死亡。
过去几个星期，有些来自北京的人被禁止离开火车。其中一名旅客要去内蒙古呼和浩特，但被禁止下车；直到四百英里之外的宁夏才能出站。
周末外出都被禁止或者取消。北京郊区农民把臭鱼仍到最受欢迎的野餐地方，阻止北京居民去他们的村子。上个星期有些人挥舞铁耙、扔烂菜赶走北京一队游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小丛(音译)说，“中国首都人的这种反应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先例。明朝人担心黑死病和其它瘟疫，但他们从来没有特别害怕京城人。”其它地方的人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南京商人英威廉(音译)说，1988年上海爆发肝炎的时候，他到北京处处受气，北京人并不在乎南京距离上海还有120英里。英说，“北京人趾高气扬很多年，几百年了。这也是皇城，那也是皇城。我说它活该。他们这种优越感已经中邪，但它并不那么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