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天，六四北京屠城后不久，重庆郊区的几个县发生大水灾，解放军出动船只抢险，每次发现灾民把他们拉上船之前，都要被救者表态拥护中央“平暴”，否则不救。这就是中共的救灾。

当中共还在继续虐杀法轮功学员时（就在萨斯肆虐京广的3月和4月的两个月，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92起，其中发生在这两个月的就有26例），当杨建利，不锈钢老鼠们因言获罪被非法拘禁至今没个说法时，当萨斯横行“国难当头”，中共仍然将辽宁工人领袖判刑时，当孙志刚们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被活活打死时（3月17日，广州，萨斯的原发中心之一），当王万星们因为要求为六四平反就被关押精神病院十一年至今不放时，当中共走卒董特首借萨斯危机人们无暇顾及而加速香港23条立法时，我看不出中共有任何“摒弃前嫌”的表现，看不出有任何“共渡难关”意愿。不知那些人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就看不出什么“民族振兴的契机”呢？

中国的任何麻烦都来自中共的暴政。要说契机，也不是没有，中共必须无条件停止对法轮功和其他宗教信仰的打压迫害，释放政治犯，求得人民的原谅和宽恕，真正做出共赴国难的姿态。海外的某些人歌功颂德十多年了，萨斯一来，自己成了受害者还连累了所有华人。另一轮更巧妙的献媚和歌功颂德决不能避免自己成为下一次的受害者。对于海外捐助的抗萨款项，一定不能通过中共的官僚系统；其次，应该迫使中共把用于镇压人民的钱转用于萨斯的预防治疗。要知道，中国国家传染病预防中心一年的经费（8万元人民币）只有2001年元旦天安门广场用于镇压法轮功的警察打手一天饭钱和补贴的一半（15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