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60年冬，保姆從鄉下過完年回上海，坐在廚房裏抹眼淚，母親問她怎麼了，她說：「先生啊，我們鄉下人都餓死了！」母親一緊張，馬上正色對她說：「你不能瞎說，新社會怎麼會餓死人呢？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胡說呀！」保姆哭得更厲害了，「我爲什麼要瞎說呢？我自己家裏的人都餓死了，我是親眼看到的呀！」母親不再說話，走進了父親的書房。我趕緊進廚房把手絹遞給阿姨。她叫秀英，安徽人，後來嫁人離開了我家。

後來我自己下鄉，當地的貧協主席憶苦思甜時說漏了嘴，也把他在三年大饑饉中「遭的罪」說了又說。說得我們這些知青都笑了。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謊言中長大的。好不容易活到了提倡「講真話」時候，很快又發現，真話還是說不得，至少不是人人都有權利說的。要不然，幹嘛連新任總理就職，談到要「敢於講真話」時，還表現出那麼強烈的悲壯氣概呢？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人因爲講真話而獲罪，如果沒有講真話的先驅者們以生命作爲代價、在我們的眼前扮演着慘烈的當代英雄的角色，我們何至於一提到「講真話」便會產生中樞神經的本能緊張呢？

真話當然不是真理，只是每個人表達他自己意願的話語；人和人也不一樣，有的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無所謂敢於不敢於，而大多數人是要瞻前顧後的；做人難，做官難，說真話更是難上加難，從古代中國到當代中國，禍從口出，以言獲罪的例子難道還少嗎？「沉默是金」這句格言，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凸現在死亡和羞辱的沉重帷幕上。更有甚者，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被剝奪。「渴望真話」這本書中，有一個好不容易開口說了真話的農民張紀富這樣向共和國的主席傾訴：

「大田畝產600零幾斤，土旁田上的紅米冬粘遭了點乾旱，畝產300斤不到，糧食明擺在那裏，還要怎樣報產量！」婦女主任「嚯」地一下站起身，衝到楊海凡面前，揪着他的衣領子。楊海凡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也不知怎麼就被一個婦道人家揪到了會場中間。婦女主任破口大罵：「楊海凡，你個花崗岩腦袋、老右傾，帝修反的走狗！今天不油炸你這個下游分子，東湖塘的大躍進就躍不上去。你給我跪下！」

彷彿有什麼魔法，楊海凡犟了一下，末後還是跪下去了！舉坐大驚失色。人們都爲楊海凡捏一把汗，在一旁勸道：「海凡，按主任的意思，你就報吧！」楊海凡心一橫，說：「好吧！我報！」婦女主任緊逼道：「你說，產量是多少？」楊海凡說：「大家報多少，我也報多少！」「你這個傢伙真是不見閻王不掉淚！」婦女主任變戲法兒似地摸出一塊寸多寬的竹篾片，在楊海凡身上一頓猛抽猛打 ，楊海凡扭動身子躲避着。張紀富實在過意不去了，爲了替楊海凡解圍，喊道：「主任，還是讓我先報吧！」張紀富的四小隊比楊海凡的七小隊產量還要低，他鼓了鼓勁說：「我報1200斤吧！」

張紀富因此差一點被推到火裏去燒。慌亂中他想到了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試驗田「獲得了畝產幹谷二萬一千五百九十斤六兩的高產記錄」而且是「地委一位常委，專區農業局一位副局長及另外三人當場過秤驗收，並丈量土地、複覈產量」（1958年11月14日湖南日報頭版）得出的確切數字。於是他報了2000斤。

楊海凡無權保持沉默，不得不講了真話，結果是捱了打併被免去了支部委員的職務，而跟着說謊的張紀富當上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張紀富「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了，開始愛惜自己的羽毛了，不管來年日子怎麼過，剜肉補瘡，他把社員口糧當成超產糧送糧站了。」

張紀富說了兩個小時，劉少奇默默地聽了兩個小時，最後，張紀富吞吞吐吐地說：「前天，公社開會作了佈置，最近中央首長要到一些地方調查情況，彙報的時候要注意。當前生活困難主要是天災造成的，別的不要亂說。劉主席，剛才我向您彙報的，盡是些反面情況！」劉少奇臉一沉，說：「都成這個樣子了，還不講真話！當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完全是天災，還有人禍，連公社婦女主任下鄉都動手打人，不是人禍是什麼？」劉少奇還對張說：「你向我反映了真實情況，不會有人來報復你，如果有人給你穿小鞋、出難題，你可以直接寫信給我。」

劉少奇在這一次實地調查中問及寧鄉縣的死亡人數，有人回答說：「據不完全統計，大約有20000多。」縣委副書記何長友說：「不止這麼多，據我在整風整社中掌握的情況，全縣有45000多人，或因飢餓，或因疾病，有的是在修水庫的工地上死亡的！」劉少奇對縣委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很是不快，說：「難道你們還有什麼顧慮，不願講真實情況？人都死了，更應該實事求是啊！」

我想起秀英阿姨的哭訴。她說的是真話。據該書披露，僅安徽省，1960年死亡人口就高達200萬。我母親當然不了解實情，因爲連共和國的主席都不了解。爲了聽到一點真實情況，聽到普通人民羣衆的「真話」，他帶着幾個工作人員和夫人王光美，在1961年4月2號下午，住進了家鄉人民公社的一個養豬場！該書的作者，當年在湖南農村蹲點，「作爲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他寫了這本書。我讀了整整一個晚上，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當年那種謊言瀰漫的政治空氣，仍能讓人感到透不過氣來。

劉少奇對於「人禍」的憤怒裏，是否有深入的自責，我們不清楚。但，他代表黨、代表政府向那些衣衫襤縷、面有菜色的農民父老深深地鞠躬。我不由得想到了今年暑期在黨報上讀到的一篇回憶文章「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當紅衛兵用他六歲的小女兒爲誘餌，綁架他並將他押上永不回頭的囚車的時候，他高舉着憲法說：「我現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讀到這裏的時候，作爲一箇中國人，他感到莫大的悲哀，「連國家主席都可以這樣對待，遑論其他？人連尊嚴都沒有了，還有什麼人權可言！」

我過去從來不知道，在文革以前，隨便動手打人、張口罵人已經是革命的表現，讀了這本書，我才懂得了，劉少奇何以會慘死在這場力圖把中國人全變成「痞子」的空前浩劫之中。1961年，那個公社婦女主任能隨便毆打一個敢於講真話的下級黨員幹部；1966年，一個紅衛兵大學生，當然就可以伸手毆打當年英雄叱吒的花甲老將軍彭德懷，百般虐待、凌辱一位共和國的元勳，因爲彭德懷已經因爲講真話而落難。這個打人者說的也是真話，因爲他自以爲有權這樣說：「老子就是要造你的反，打倒你，再蹋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這種無法無天的痞子作風，其根源到底在哪裏？讀了這本書，我多少有點兒明白了。

我過去，一直相信有所謂真誠的左派的，即便他參與說謊者的聒噪，我也覺得情有可原。而這本書改變了我的很多想法。難道所有那些執筆寫報道、寫黨政部門的各種通報、簡報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沒有看到過當年廣大農村的悲慘現實嗎？難道他們都不曾參與並極力迎合那種絕對可怕的瘋狂嗎？不講真話，無非是因爲希望用假話來博取一己之高官厚祿，爲此，他們可以連「人都死了」的事實都不顧！當然，如果有人敢於直面「人都死了」的現實，敢於講真話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就很可能聽不到他講真話了。

這段歷史，包括前前後後40年的歷史中，有多少值得我們民族深思反省的東西啊。鄧小平說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現在遠遠談不上徹底。且不說講真話的前提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給反對者以說話的自由），就連中共黨內的幹部講真話都有個「敢」「不敢」的問題，以致於黨報上不斷地出現一些要求黨的幹部「敢於講真話」大號字。強調「敢於」，是因爲人家不敢──那些高官厚祿、錦衣玉食的腐敗分子們，在他們不曾被揭露並繩之以法之前，哪一個不欺上瞞下？哪一個容得了真話？有哪一個身邊沒有一羣「道古今而譽盛德」的才俊？又有哪一個不曾對敢於講真話的人大肆殺伐？我們睜着眼睛活着，我們閉着眼睛聽着，老調子總會在一定的時候響起，對於真話的渴望，大概就只能是渴望了。

（轉自《中國研究》2000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