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各大新闻媒体，25日上午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派出记者前往中南海采访。记者去了很多，但在当天国家新闻传媒上，并没有关于这一天法轮功在中南海请愿的报导，这在中国的媒体上是很少见的。

当天的采访中，记者们接触了法轮功学员，学员们说：聚集在这里是因为天津事件，法轮功学员向报社反映情况，被打伤和逮捕。我们来这里是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希望能有个自由炼功的环境。记者们还了解到：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的功法。记者们看到学员们是那样平静，祥和，非常有秩序地静守在路边。其实很多记者采访后想回去迅速报导出来，但是都被上级告知：不准报导。

大约2、3天以后，喉舌媒体才作了一些简单又背离事实的报导，诬陷说：“法轮功是围攻中南海党中央，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各媒体记者们也都得到上级的指示：不得报导有关法轮功的新闻。至此，在4.25－7.20的这2个多月中，中国的媒体对法轮功上访这一事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

夜幕降临

7月20日，突然间，媒体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全面宣传法轮功是政治组织。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一连数月，以致数年，中国所有的媒体全面铺开，连篇累牍地报导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象这样密集的、铺天盖地的全国范围的报导，在文革后，还是第一次。

记者们停下所有的其它工作，走访全国，查找“案例”，而“案例”多由当地政府指定，报导的重点是：只能收集有关栽赃陷害的例子，什么不让吃药，害死人命；家人病了也不让吃药，炼功出偏，走火入魔等。此期间，记者们还收到上级下发的《转法轮》一书，几乎人手一册，并将江氏集团的欺骗性宣传灌输给了记者们，要求立即写批判文章；记者们被规定：不得私自采访法轮功学员，所有的报导，人物和所涉及的内容都由各级政府指定。因此，记者们很难找到法轮功学员采访。

在这样密集的批判报导中，我也被派出采访。在我所接触的实例中，我感到并不像当局政府所说的那样，群众健身修炼，使自己成为好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为了符合报导的统一口径，即使记者带回这样的真实报导，也不会被批准发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中国人民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一无所知，能知道的就是媒体的虚假报导。在中国从来没有新闻自由，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媒体是当权者的喉舌。

恶梦初醒

1999年10－11月的日子里，法轮功学员从噩梦中惊醒，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向人民，向政府讲清真相，开始了向媒体，向世人讲出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找到记者们，希望记者们能客观公正的报导他们真实的情况。那时他们已经开始遭受迫害，但全国上下却无人知晓。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冒险报导事实真相。在中国，记者们从来没有行使过他们自由报导的权利。而又由于强行的洗脑灌输，在采访中我们都是带着任务，采访被迫放弃修炼的所谓“被转化”的例子。当听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事情时，我们都不能相信迫害是真的。

在这一阶段中，不少中外记者被法轮功学员找去参加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那时我们不能理解当局政府对不背叛信仰的人实施迫害的事实。当看到这是事实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但如果你想采访和报导，会被当局认为你是同情法轮功，而遭到打击。

记得当时在几个月内，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门头沟、天津某起重机厂、河北石家庄、沈阳、锦州等地，都相继秘密召开过新闻发布会。中国当局政府不但打击法轮功，而且打击其同情者。同情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记者们，想客观报导的记者们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不同程度的迫害。

特殊的经历

1999年11月2日，我被邀请参加了门头沟法轮功学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在一间住所内召开，两位法轮功学员到场，另有学员在室外看守。这是一次非常独特的新闻发布会。与我生平参加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两位法轮功学员向在场的十几位记者展示了30多幅照片，照片上是惨不忍睹的受迫害的情形，有的遍体鳞伤，有的被迫害致残，鲜血淋淋，惨不忍睹，照片的下方或背面，有被迫害人的真实地址和姓名。两位学员平静地展示着这些照片，他们只是希望记者们能记下照片上的地址和姓名，能亲自走访那些受迫害的人，采访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并希望记者们能客观公正的给予报导。在场的记者们无不为迫害的惨状震惊，无不为法轮功学员那平静、理智、以理服人的气度所折服。

新闻发布会成功的结束了，记者们记下了所有信息。然而，事与愿违，在重大的压力面前，有的记者向上级和盘托出，致使所有参与人士受累，他们有的被开除，有的被非法监禁，有的被隔离审查，也有一些记者从此失踪，杳无音信。我本人也未能逃过非法监禁和审讯，万般无奈下，别妻离子逃亡外地。

我曾失望也曾抱怨—— 一次新闻发布会使我失去了一切，好人哪有什么好报？三年后的今天，我坐下来认真地通读《转法轮》，一遍又一遍，抚慰着我的心，那是兴奋和喜悦，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虽然我还不能准确地把握什么是修炼，但是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