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纪元记者明尼苏达报导，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就法轮功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诸多探讨。他指出，政府掌控下的媒体在法轮功的镇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谎言歪曲，栽赃陷害，真相封锁，使本来就每况愈下的中国新闻道德全面沦丧。

镇压之前，中国政府对法轮功扶持了8年，因为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曾经作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被国家体委广泛推广，电视，报纸，广播，各项褒奖，可以说应有尽有，很多国家机关都组织过大家学习法轮功，张而平先生就是在回国探亲时在某外事部门学的法轮功。甚至在海外，中国领事馆也曾协助举办过法轮功的学习班或经验交流会，当时法轮功是作为值得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宣传的。

八年后，这场镇压的前奏曲4.25 就是从媒体的谎言歪曲开始的，在法轮功学员善意讲明情况后，本来问题已得到了澄清和解决，然而遵照上面的指示警察打了学员也抓走了一些学员。后来的4.25 万人上访就是要求政府给与最基本的炼功权利。朱镕基总理的理智处理使法轮功学员平静地离开，从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然而，江泽民却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以一票压倒多票作出了镇压法轮功的错误决定。硬是把这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不问政治的草根群众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有的与会者披露，4.25 的发生只是表面的现象，导火索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江泽民在4.25之前就已经打算消灭法轮功，那么一切表象只不过是镇压实施的借口和步骤。事实上，法轮功在4.25 之前就已受到骚扰， 98年下半年就已被内定为邪教，这场镇压不是偶然的。

中国媒体中所有的丑陋都在这场镇压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天安门自焚案可以说是中国媒体的「杰作」了，割开了喉管还可以说话唱歌，人都烧焦了装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身上烧著火的王进东不是因疼痛狂奔而是静静打坐。国际人权组织经过对中央电视台原自焚脚本的技术分析表明刘春龄是被当场打死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普-潘，事发后亲自到刘春龄的家乡河南开封去调查，发现刘春龄母女从来没练过法轮功，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作了详细报导。最近，新唐人电视台出品的《伪火》获美国哥伦比亚电影节荣誉奖。《伪火》对天安门自焚作了详细的分析。

张而平说，自焚案一开始我们就呼吁国外记者能对此案作独立的追踪报导。很多记者也表示，如果自焚案是真的，他们可以替中国政府做宣传，中国政府应该支持西方记者采访报导。然而，中共当局心虚只许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有权采访报导。也有的与会者认为，不管自焚的是谁和原因何在，首先应该受到批评的是政府。

张而平还指出，中国在海外媒体的渗透在镇压法轮功后尤为明显，这种渗透严重影响了海外媒体应有的新闻自由的气氛，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和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很多海外的中文媒体不敢公正报导法轮功的情况和其他敏感话题，经常受到骚扰，有的甚至被买通，刊登中国政府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这对海外中文媒体的良性发展十分不利。

此外，张而平还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法轮功问题作了解答。多数与会者认为，当看到一个集权政府对如此和平的普通炼功者进行镇压时，是否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和提出批评的意见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问题。长达四年之久，法轮功能够以如此和平忍耐非暴力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

有数十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们中有教授，学生，有博士，有工程师，也有记者，大家讨论热烈，为能参加这样完全自由公开的研讨会而感到高兴，因为这在中国大陆几乎是不可能的。

龚小夏博士在谈到媒体的真实性问题时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从上到下人们在公共场合都在演戏都在说假话，朋友私下才可以谈一些真话，这十分危险和令人担忧，因为整个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基础因此而被遗漏掉了，这是国家的致命伤。而作为新闻从业者而言，在专制政权下如仍能保持应有的新闻道德，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也是令人敬佩的。

关于中国目前新闻自由的现状，龚小夏博士认为，中国现在有一种新闻自由的假象，因为表面媒体上消息流通量很大，国外有甚么丑闻国内有甚么丑闻，各种大事小事似乎应有尽有，但是这不是新闻自由的根本，信息本身是否全面公正和真实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新闻的扭曲报导和情绪煽动十分严重，这在911 和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上表现尤为突出。很多不实的报导甚至是生动活泼的，个人的故事，现身说法，这对整个民众的欺骗性和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天天泡在那样的环境中几乎人人都难以逃脱其影响。

龚小夏博士还就最近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改革谈了自己的观点。有些西方学者和部份中国人认为中国媒体市场化和走向民营必将成为中国新闻自由的重要一步，但她认为，媒体市场化是否能带来新闻自由关键还要看言论批评和发表异见的基本权利是否不受限制。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中国的媒体一直直接受制于中宣部这个最有权力的党的独立机构，而不是各级政府，如果媒体的报导不符合中宣部下达的统一口径，中宣部可以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从撤换主编总编到开除记者，甚至勒令关闭。

那么中宣部对媒体的直接控制是否会随媒体的市场化而消失呢？显然不会，市场化的动机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不是修改体制放开对媒体的控制。既然如此，那么新闻市场化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更有效的新闻控制，因为媒体要盈利要生存，第一个动机就是如何在遵守所有宣传口径的前提下，以更多的花样，更生动活泼和吸引人的方式迎合党的要求和民众的心理，这样党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会把媒体推向党需要的轨道。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例如关于煤矿爆炸的报导，几乎所有媒体都报的是政府如何关心群众。极少媒体敢提出批评意见。再比如，中国媒体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上，既在迎合政府也在迎合中国人在专制政权中培养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扭曲的爱国情绪等。总之媒体为求生存，道德在其中的份量会被淡忘，而政府的口径还是第一优先的考虑。因此新闻市场化不能等同于新闻自由。

当有人提及新闻自由到底有多重要时，龚小夏博士风趣地说，想一想做人脑袋有多重要吧，新闻自由也同样的重要，这就像人离不开吃饭说话一样。

一位早期曾任明大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的先生表示，新闻自由是十分广泛的，不但是消息流通的自由还要有对国家大事方针政策有评论和批评的自由。但中国的新闻自由目前只能站在很低的基点上去谈，因为连消息的自由和知情的自由都没有时，谈何评论国家大事，我们要求的不光是能够报导克林顿的丑闻，而是说像反对和批评镇压法轮功这样的声音也能表达出来。

明尼苏达大学的张教授指出，真正的新闻自由是记者在作新闻报导时没有恐惧的威胁，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是平起的关系，但中国的宪法指出全中国人民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决定了政府在上，新闻界在下。记者不可能毫无恐惧地去批评国家领导人。

还有与会者表示，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确带来一些弊病，很多人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发表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社会中最不好最肤浅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受到某种程度的鼓励，当年轻人把精力放在这些方面时，无疑是一种干扰，使之不能认真思考对生命和社会重要的问题。

在谈到法轮功问题时龚小夏博士说，政府的无能加残暴不可原谅。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又搞人人过关，这和文革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网络封锁已达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最近的新规定指出，中国电信部门会储存三个月的手机信息，36个关于法轮功的关键词组合全是封锁的。

这次研讨会上，大家讨论热烈，虽然对当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但也期望海外的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能对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