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和王紹光認爲，中國存在大量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會導致政治不穩定。中國有這些問題，是許多中國人早就知道的，也是廣大人民的直覺。只是洋人才覺得新奇和驚訝。但是，問題導致不穩定這樣的觀點卻不符合人們在共產黨執政下的感受。中國知識界早就看到這些嚴重問題，但並沒有發生所謂的政治不穩定。如果經濟危機一定導致政治不穩定，那麼文化大革命初期人們不滿而引發政治危機的可能性遠大於文革後期。文革初期，徹底造反，全面內戰，停工停產。文革後期，至少還抓革命，促生產。怎麼能文革後期國民經濟要破產因而可能引發動盪而文革初期形勢反而穩定呢？如果經濟危機必然會導致政治不穩定，那麼60年代初期應當是最不穩定的。經濟社會問題導致政治不穩定恐怕還不是最荒唐的對共產黨統治穩定性的解讀。還有許多人甚至認爲，共產黨穩定統治是因爲並且表明共產黨還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否則，天下早該大亂了。

康曉光則不以上述觀點爲然。康曉光通過仔細解析共產黨中國維持穩定的機制得出結論，經濟和社會問題不一定導致政治不穩定；共產黨維持政治穩定也無須代表人民利益；共產黨穩定統治的機關訣竅在於政治統治、控制和鎮壓機制。從康曉光的描述分析中，我們看到一幅赤裸裸的以權力爲目標的政治穩定機制。

第一，共產黨及其官僚系統誰也不代表，他們只代表自己，他們是爲自己的利益而統治和行事，他們所作所爲都是爲了維持權力和擴展權力。權力就是目標和目的。什麼人民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什麼社會正義和私人道德，都是服務於追逐和維護權力的工具。都是在維持權力需要時才考慮的因素。什麼人民不成熟因而需要他們去代表和維護其根本長遠利益，都是騙人的把戲。

第二，經濟和社會問題導致的社會不滿，並不會必然導致政治上垮臺。這裏，他提出了政治穩定取決於穩定因素與不穩定因素的力量對比。在社會力量分佈和人民不滿的問題嚴重程度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決定了這一對比，這就是反抗資源和鎮壓手段。共產黨可以在大多數人對許多問題嚴重不滿時維持穩定統治，因爲他們壟斷所有政治行動資源，以嚴厲鎮壓控制所有集體行動可能，消滅不同的思想，使反抗零星分散。即使多數人都不滿，但只要羅齊鼓不齊，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兼用胡蘿蔔收買和大棒鎮壓雙重手段加以控制。當不滿的人意識到反抗沒有希望時，社會不滿就越發不容易導致政治不穩定。這就是爲什麼經濟社會危機不必然甚至不容易導致共產黨統治的不穩定。這也就是這個政府爲什麼可以不考慮民意而繼續維護統治。

第三，腐敗是共產黨統治的必然現象。這不僅因爲共產黨是爲自己的權勢而統治，而且是因爲共產黨爲維持統治需要一個精英三角同盟，即康曉光所說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商業精英所結成的同盟。在這裏，統治者爲換取商業精英的政治支持，不僅開放正常的商業機會，而且允許他們通過腐敗方式發財。爲維持這樣的賺錢機會，商業精英傾向於支持執政者以威權體制維護所謂的正常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商業精英在後門以權錢交易滿足自己的需求。

什麼是康曉光沒有說清楚、但我們可以從他對共產黨統治機制的解析中可以得出的結論？

第一，共產黨製造了人民對它的需要。由於共產黨壟斷政治行動資源、控制集體行動手段和嚴厲鎮壓反抗，使得只有社會不滿在極強時才爆發，另一方面反抗由於沒有組織和思想準備及經驗積累，極度憤怒和強烈的反抗有破壞性和失去秩序的可能，這就使熱愛和需要秩序的人感到共產黨不可缺少。其實，就是共產黨的錯誤造成了不滿，本來可以調整政策和人事、更換政府和改革制度解決問題，但共產黨非要鎮壓不滿，使不滿一旦渲瀉成爲很危險的危機；共產黨迫使人民不僅接受一個罪惡的政府，而且將這個罪惡政府當作唯一的選擇加以接受，當作必然與必要加以接受。

第二，這樣的統治的一個後果是使得人們覺得政治改革很難。道理上誰都認爲，政治體制不改不行；否則，中國的問題無法根本解決。但現實中讓人們直覺地覺得，不改還好，改了反而會崩潰。因爲現實中積累的問題太多、怨恨太大了，另一方面，政治鎮壓和控制使得沒有可以替代共產黨的力量存在。這樣的狀況決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1949年就搞民主，不會有今天的困境。即使1979年甚至1989年，中國人還可以享受民主而不出現動亂危機。是1989年的鎮壓以及隨後的康曉光所描述的政治控制機制造成了今天的困境。這大概是共產黨給中國造成的最大問題，使人民看不到共產黨之外的希望；無論共產黨多壞，人們只能在絕望中忍受。

第三，所謂精英三角聯盟並不確切。因爲在精英之間關係中，共產黨並不僅僅爲利用商業和知識精英而給他們甜頭，共產黨也欺侮和壓迫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和侵害他們的正當利益。這裏不存在真正平等的和自願的同盟關係。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完全知道這點，他們內心並不愛共產黨，並不愛這個制度，他們也並非不痛苦；他們僅僅是不得以忍受或接受罷了。真到變換體制成爲可能或不可阻擋時，他們會馬上轉向新的制度。

第四，康曉光認爲，這樣的統治即使不義，也可能繼續下去。只要以更殘酷和精緻的方式將所有不滿和反抗控制住。問題會拖過去，經過一段時間，被拖沒了。這裏的代價是不公正。就是要維護這種不公正，要殘酷地維護它，直至人們認爲他們是公正的爲止。這當然不是沒有可能。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不僅弱勢羣體要付出物質和公平的代價，強勢者也要付出道義代價。這一代中國精英的道義責任感之薄弱，在冷酷地計算這種可能和容忍接受這種現實中暴露無遺。

然而，第五，這樣的統治也許拖不過去。康曉光並不認爲，這個制度可以長期維持。如果鎮壓和暴政可以維持永遠，那我們今天就生活在所謂秦千世或秦萬世的朝代了；秦始皇就是這樣想的才教自己秦始皇。不過，歷史證明，暴政總是會被推翻的；人們反抗會有鑼齊鼓齊的一天，那時統治者疲於奔命，應接不暇。然而，這樣嚴厲的鎮壓和統治，使結束共產黨統治的代價會很昂貴。而且，可以這樣說，今天以這種方式維持穩定越成功，結束這種不義的統治的代價就可能越大，後果越不可測。

最後，康曉光不是新左派。王紹光這樣的新左派關心社會正義，主張靠政府政策解決問題，呼籲政府有節制地壓榨。康曉光則只關心政治穩定。無論怎樣壓榨，只要政治統治機制得當，就不會有穩定性問題。那麼，康曉光作爲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以什麼爲這種統治辯解呢？他沒有明說，但似乎是民主。他認爲，經濟發展了，中國人會象掌握市場一樣成功地解決民主問題。然而，歷史上更可能的是，經濟沒發展，執政者說，民主不可能，條件不成熟；先建威權，發展經濟，再建民主。但是，等經濟真發展了，執政者又會說，我們不需要民主；我們過的挺好；講民主還有許多問題和危險。康曉光最後以民主政治的前期條件爲這樣不義的政治穩定和統治機制的辯解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