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在千篇一律的主流官方政治话语下，你可能听说过他，但却不了解他；你可能对他感到好奇，但裹在他身上的重重的政治光环却有如云遮雾罩让你难寻其本来面目。

以下是我们从目前已有的官方公布的资料中所搜集到的有关文学锋的一些最基本的客观情况：文学锋，湖北黄石人，生长在军人家庭，１９７７年出生，１９９５年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1999年考入该校科技哲学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

在网上最强大的搜索引擎google当中，输入“文学锋”三字，搜索到的除了那些千篇一律、早已见诸各大官方媒体的宣传垃圾之外，你还会发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文学锋就读研究生以来，也就是他2000年3月18日向党组织递交《关于我没能按期写转正申请的思想汇报》前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包括一些论文和随笔。这些出现在“新语丝”“世纪中国”“中国报道”等网站上的文章，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与着官方宣传报道有所不同的文学锋，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当代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些文章里，他或者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公开提出挑战，（见《“第一生产力”不是科学技术的本质》）；或者对江泽民“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社会上的泛滥成灾表示出忧虑（见《到处何须说“创新”》）；或者对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对化所导致的“实践万能”的新教条主义进行批评（见《“实践标准”不能代替“百家争鸣”》）；他还通过前苏联科学家们的口讥讽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是“科学上的文盲”，只会“通过空洞的长篇大论和纠缠于细末尾节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官方哲学来控制科学（见《贝尔纳对苏联科学的误解》）。他的语言文字虽然没有同龄人余杰那样的犀利和攻击性，但观点之独到,思维之严密，落笔之审慎，无处不闪现着他独立思考的智慧火花。从他在文章中提及、引用的资料的情况看，鲁迅、陈寅恪、顾准、朱学勤、徐友渔、钱理群等自由知识分子的著作他都读过不少，并曾公开表达过对他们这些学养深厚，有着凛然风骨的知识分子的钦慕之情。

当你了解了文学锋这鲜为人知的一面之后，你还会不会相信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真的接受了“三个代表”的感召，在组织地帮助下完成了“转变”，“重新回归到党组织的怀抱中”呢？

光是看看某些媒体上所介绍的“组织”为促其“转变”而做的一些幼稚可笑的工作你就不由得产生深深的怀疑。举一个例子，文学锋没有按期提出转正申请的一个原因是看到“党内还出了胡长清这样的严重腐败分子”，“现实中的党与《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党差距较大”，于是他们学校里的孙才政委跟他讲：那是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胡长清的问题，后来有的同志知道他的问题，揭露了他，这不也说明腐败早晚敌不过上下一心的凛然正气吗？”以此批评文学锋“是用静态的、凝固的观点看问题”。－－“腐败早晚敌不过上下一心的凛然正气”是没说错，但是说“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胡长清的问题”显然多少就是有些为这个政党的无能而辩护、对人民群众的洞察力进行贬低的意思在里头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腐败分子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成克杰姘上李平在其出事很早以前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的老婆为此还跑到组织那里大吵大闹过，却没有阻止过他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沈阳大案的慕绥新，一身价值上万元的西装行头，境外记者一眼就看出其中所藏猫腻，我们那些天天与他打交道的上级、下级却能处之坦然，......凡此种种，以一句“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轻巧地搪塞过去，可能吗？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胡弄不了的所谓“教育”“帮助”，又怎么可能在一个像文学锋这样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身上产生作用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促使文学锋上演了出很多人看来滑稽不已的“浪子回头”的闹剧呢？

2002年7月份上半月版的《中国青年》刊登的一篇人物特写《文学锋：驿动的心不再流浪》（作者：李纯李雁刚）中，无意透露出这样一个关键的信息：在文学锋向组织递交了《关于我没能按期写转正申请的思想汇报》之后，学校方面曾经有过将其开除学籍的考虑。以下是摘录自该人物特写的与此有关的部分文字：

“刚开始，老师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突出的问题就是：“继续保留学籍还是开除了事？”如果保留学籍，就要做他的思想工作，而文学锋不要求转正已经很长时间了，做工作难度很大。”

无独有偶，同期出版的《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6日）署名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政治部主任 张炳延 ”的一篇文章《以变应变》当中，提及学校方面有过用另一种听起来较为温和但实际效果和开除学籍没什么区别的“将他做退学处理”的动议。

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内幕”消息。

笔者第一时间里拨通了国防科技大学对外宣传处的电话：湖南长沙4572245，目的就是核实校方当时到底有没有过将文学锋开除学籍的打算。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笔者以一名青年读者的身份与他进行了对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刚看过《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其中透露出来的“开除学籍”让笔者对文学锋的转化动机产生了怀疑，问他是不是真有此事。该中年男子起初并没有正面回答笔者所提出的问题，而是漫无边际地扯了一通“文学锋现象”的意义，听起来像是对笔者进行思想教育。在笔者耐心地听完他的讲述并一再追问之下，他终于勉强地承认“军校是要求比较严”，“当初校方是有过这样的考虑”。笔者表示希望能与文学锋本人进行交流，向他索要了文学锋的电话号码4214903。接通电话的正是文学锋本人。他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与笔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笔者首先声明自己是一个普通读者，刚看了登有采访他的文章的那期《中国青年》，问他看了那篇文章没有。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于是笔者直奔主题，问他关于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开除学籍”是不是真有那回事。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当时是听说了（学校）有这个意见。”得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回答，我没再和他多说什么，在告诉他我看过了他在网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他写的更多更好的文章之后，我们结束了通话。这已经够了，事实上我都觉得自己打的这两个核实电话实在是多此一举，谁还能质疑《中国青年》报道的真实性呢？

然而文学锋重新入党是“接受‘三个代表’的感召”这种说法可就真是值得质疑了。

尽管以上提到的《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中都强调当初在对文学锋的处理问题上学校里有过不同的意见，“开除学籍”、“劝其退学”只是其中的一种，而最终采取的还是进行帮助教育，但每一个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不意识到在这种局势下，“一意孤行”、“顽固到底”将会落得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一切就像是50年前知识分子改造的那一幕的重演，只不过那时候的“生存”选择项变成了今天的“学籍”，不变的但同时也都被抛弃的选择项还是坚持自由思想的独立人格。

经过历史多次血与泪的洗礼，我们能对文学锋“心灵的选择”表示理解，然而我们也由衷地感到恐惧，恐惧的是50年了，历史仿佛还是凝滞在昨天，恐惧有一天这样的选择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附:文学锋已于今年7月份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