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一个什么东西一出来，党军政就层层表态拥护，也让人想起1976年春那次天安门事件后的那个发明。我当时就奇怪，要定它“反革命事件”，你去定不就完了吗，干吗非要叫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党政军领导人表态拥护不可呢？不到一年就明白了：那是因为他们已觉出脚底下不稳，心里发虚，这才要大张声势。
中国的现实，总是比中国人里最善于想象的人的想象还要神出鬼没，无奇不有。关于可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事，十年前就有人议论了。然而都以为那将是从底层开始的社会动乱。谁想得到它竟然和上回一样，在最上层揭幕呢？《开放》月刊七月号已经报道，江泽民早就对将军们说过“党内有个人野心家”，现在证实了。六月上旬在张万年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通过了一个212决议，中心是“五个坚决拥护”和“十个坚决反对”。拥护什么就不用说了。反对的十种人，太罗嗦，后来在四总部党委和海军、空军、二炮司令部党委的会议上减缩为“五种人物”：原形毕露的个人野心家，假辩证唯物主义者，社会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顽固派，分裂势力代表。后四种人其实是陪衬，主要对象就是一种：个人野心家，睡在江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也。总参谋长傅全有在讲话里就把这“五种人物”其实是“一种人物”的画像勾画得更清楚了：“这五种人物，部门有，地方有，中央领导班子里也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先驱，人民的父母官，社会民意代表，廉洁的表率，党纪法制的化身，”这么一说，一个人的形象就在脑子里冒出来了。还怕大家不明白，后来四总、空军党委和国防大学党委的会议上，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的发言中，就指名道姓地指出了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责问说：“尉健行的权力怎能凌驾于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之上？”我立即为这位哈尔滨老乡捏一把冷汗，又庆幸他身上没有把柄，不然的话，也就省事多了：再揪出个陈希同就是了。再一想，一个老实巴交的好人，怎么会成为江泽民的眼中钉呢？一连串旧事便浮现出来。看来中纪委几次为抗议江泽民对腐败的包庇纵容而集体辞职，女包公刘丽英悲观绝望到每天用麻将打发日子等等都不是讹传了。这就是说在反腐败问题上，死心眼儿的尉健行和江泽民不“保持一致”了。这就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廉洁的表率，党纪法制的化身”之罪。不过又不仅如此。尉健行还管着一个全国总工会呢，那也是是非之地。尉健行对政、企腐败造成几千万工人失业不能无动于衷。因而全总的机关报《工人日报》才敢接二连三出漏子惹总书记恼火。最近的一桩是报道尉健行在下层工会视察，说“工会也不能老是和党保持一致”。江泽民追究下来，只能由报社检讨，代人受过。那句话尉健行多半是说了，可是有什么错呢？老“一致”，还要工会干什么？再说赵紫阳在1988年就把这几十年的老大难给解决了：那年年底的全总代表大会上，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今后无论哪家国企里发生罢工，工会只准站在工人一边，决不许和厂长、党委书记站在一起。这就是不能“保持一致”呀。江泽民一上来，全否了。胡耀邦时代最好的中宣部长、因而和他一起被搞掉的朱厚泽，这是被赵紫阳大胆起用为总工会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也被拿掉了。这就是江泽民搞的几大倒退之一。但是尉健行却必须承担“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父母官，社会民意的代表”的罪名。
那次军人学习“三个代表”的发言里，同时还点出了李瑞环；“你在政治局常委中不过只有一票，怎能摆出党内和理论界新权威的架子！”别看此人是个小木匠出身，理论素养还真地比江泽民高出几头。还老有新点子。其实他才是“与时共进”和敢于创新呢。1986年夏季，他给天津文艺界做了个报告，一讲就讲了六个小时。万里看了讲稿，说论点超出了马恩列斯毛。送给邓小平看，那位问道：“是他自己写的吗？”万答曰：“是。”因为他知道李瑞环事先埋头看了几十部电影。这一来就在邓那里挂上号了，而万里和胡耀邦是早就看中他的。这才会有六四后邓有意让他出任总书记，后来又叫他在政治局常委里分管意识形态的事。别看常委里谁的学历都比他高出一大截，论眼光和见识，他是鹤立鸡群。他能服江泽民才怪呢，十几年来他不时地唱点反调也就很自然了。在京都里纷纷猜测到底谁是野心家的议论中，胡锦涛和曾庆红也进入名单。胡锦涛以他的地位，就难逃野心家嫌疑。找他，投靠他和试图影响他的人绝不会少。曾庆红变成“野心家”就更有意义了。海外迄今对此人的评估未见得公道。有头脑，有抱负是无疑的。他也不见得就没给江泽民出过好主意。他对江失望，江觉他有二心是完全可能的。必须感谢江泽民，他终于使那个黑箱裂开一个缝。
这就不是一个江泽民下不下的问题了，因而才唤起写这篇文章的兴致。好几年盘旋在心头的一个疑问是：党内还有“改革派”吗？难道都给赎买了，或者都腐败了？得到的回答就真有肯定的：“全完了，没戏了！”更多的则是叹息，说不是没有，甚至说“没人赞成江那一套。”但是“没用啊。只能在自己那块管区里按良心办点事吧。”这恐怕是估计过低了。回头看几次追查政治谣言、反对“串话”的指令和关于镇压军内反对派组织的传闻，都并非空穴来风了。
江泽民十三年来的主要政绩，是把党政军上层“方方面面”都“摆平”，首先是抓赎买老干部，让他们养尊处优，子女各得其所，便宁愿安享天年了。但是为什么又那么不放心，连行动不便的元老都要监视和限制呢？八十年代中期，港刊也是锁起来的，但四百多个单位订阅，能看到的人还是不少。后来不行了。到不久前为止，元老级还能看到所有港刊，近来忽然取消，只许看《广角镜》和《镜报》了。这就和赵紫阳至今仍然必须软禁一样，只能是出于恐惧。从外面看，似乎只有李锐、胡绩伟几位老人说话和活动，势单力薄，孤掌难鸣。那里知道“五种人”是“部门有，地方有，中央领导班子里也有”呢？在特务如麻、设备先进的条件下，权威部门的情报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党人也是人，而且这个党之所以作恶多端而又长寿不死，就因为它把中国最优秀和最卑鄙的人都网罗进来了。那怕稍有良知，对触目惊心的社会大分裂和大多数人的苦境，也不会无动于衷。因而李昌平才会看见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听农民诉说艰辛时纷纷落泪。而李昌平因改革获罪、被迫挂冠而去时，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同情和帮助；属于特权阶层的省一级领导干部才会有很多人也期望政治民主化；中央党校里这才会有此起彼伏的对政治改革的呼吁。湖南省干部主张承认农村中带头人的农民领袖地位，认为只能通过和他们的谈判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的“闹事”问题，以及这类文章居然能在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上刊出，和江西省委农工部把中央文件编印成册向农民发行，以促进他们反对负担过重的斗争，都反映党的领导机关并不都和江泽民“保持一致”。有些国企领导干部为了工人有个活路，甚至发动工人去堵截公路进行抗争。然而所有这类正直干部的无论是激烈或温和的改变现状的企图，一概受到江泽民集团的压制和惩罚。这就必然使人们的眼光从江泽民身上转移到别处了。
江泽民极力要把改革二十几年来的成就都归功于他和他的“三个代表”思想，也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人们对近十三年的历史还记忆犹新。1989－1992年本来是他有所开创、有所建树的机会，那时邓小平暂时撒手不管，江泽民有了比胡耀邦和赵紫阳更多的自由，但是他却一头栽到左派那边去了。1997年邓去世后，他的自由更多了，而自由这杆秤也就把一个人的真实价值给测量出来了。有两个外国人可以比较。1956年苏军镇压布达佩斯起义后，卡达尔出任匈牙利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处境比江泽民在1989年要不利得多，因为匈牙利的创伤更剧，又是外族镇压，而卡达尔本人又担着个叛徒的恶名。但是他没有退缩或投降，而是变劣势为优势，向苏联争得首先在东欧实行经济自由化的自由，同时放宽文化控制和政治压制，使匈牙利奇迹般地逐步走向当年街头浴血抗争所追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于是，匈牙利变成了社会主义集团中经济最富裕、生活最自由的一个国家，而卡达尔也就从人人嫌恶的叛徒变为受爱戴的领袖了。他终于实现了全国和解，匈牙利的党还为促进柏林墙的倒塌立下奇功：1989年打开边境，让东德游客自由逃往西德，从而加速了东德的瓦解。而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却不怕自己人逃跑：每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人口的十分之一，无人不归。若不是后来柏林墙倒塌带来的巨变，那时候匈牙利人事实上已无推翻现政权的要求。党报《自由人民》在变天后几年仍是匈牙利人最喜欢的报纸，而《人民日报》面目之可憎一如文革时期。这么一比，江泽民和卡达尔之间的距离就一目了然了。卡达尔是朝前走，而江泽民却是往后退。他当然也不是不想留一个有道明君的美名，有时也往前挪一步，但随即慌忙后退。退到了什么地方呢？若不是力不从心的话，政治上和文化上就已经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事为证：文革时期中国人还有上访的自由，而且正是那时候上访才达到高峰。现在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了。在怨气冲天、冤案无数，连前所未有的“群体上访”也达到最高峰时，“坚决打击非法上访”的大标语居然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大街小巷！北京倒是太平了，可是最后一个出气口也就堵死了。
江泽民兼职之多，超过毛泽东，权不可谓不大矣。但再三贻误时机，以致腐败、冗员膨胀、两极分化、黑社会当权等等弊端，无不是在这十三年中几倍翻番、登峰造极。江泽民讲话之多也打破毛、邓的记录，但没一句自己的语言。纵观他的当权史，只有一件事是富有他个人特点的突破，那就是镇压法轮功了。可惜又属于“悔之晚矣”，恐怕早晚要翻案。卡达尔到了晚年，倒和江泽民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