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四大自由（freedom speech, freedom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人們都耳熟能詳。過去我們都很看重言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一般都認爲只有民主社會才可以做到這四大自由。其實，政治歷史上專制社會或多或少都有這4種自由。唯一的例外是共產黨政權下面沒有這4種自由，尤其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的心理根源。從中共政權的歷史來看，尤其是從它在6.4時期的狂悖和兇殘來看，這種滅絕人性的行爲只有在政權處在極大的恐懼之中才可能有如此無理性的行爲發生。

黑格爾有句話，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動用國家武裝力量鎮壓學生，在首都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無論你從哪一種政治學說來分析，都無法找到這種「合理性」的解釋，除了宗教屠殺和種族屠殺，只有當一個政權在處於極度恐懼所導致理性喪失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屠殺，如俄國1905年的1月9日在沙皇宮廷門口的「星期日大屠殺」。6.4的屠殺，我認爲出自中共的恐懼，它有遠因和近因兩種。近因如陳小雅所稱，是恐懼黨內、軍內的起義；遠因就是對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恐懼，這種恐懼一直伴隨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始終。

中共爲什麼會有恐懼，這實在是一個大問題。簡單地講這是共產邪教理論天生的缺陷所致。人們不妨回憶一下各國共產黨有關所謂復辟的論述，就會發現共產政權對於權力的重視和喪失權力的恐懼超過各種形態的政權。毛公開稱要用槍桿子和筆桿子捍衛政權，這在民主社會和帝制時代都是聽不到的言論。爲什麼會這樣？原因就在於共產政權缺乏權力來源合法性的科學證明。在古代社會，權力來源和合法性非常容易得到解決，這就是「天命」。在民智未開的條件下，這種解決辦法省事，社會成本付出最小。因此在中國古代，王朝統治的關鍵是「天命」，其輪替亦是「天命」，知識分子們還可以給出「五德終始」和種種神異天象一類的證明。所以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和知識分子的話題都是圍繞《公羊春秋》中的「王命」在展開。遠的不說，辛亥革命最引起民衆共鳴的不是民主而是民族主義；滿人能夠和平移交政權的依據還是相信「天命」和氣數，因此他們沒有政權覆亡後的太多恐懼。在「天命」已定，也就是政權合法性不受置疑的條件下面，歷代統治者不但能夠允許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宗教，而且還給予鼓勵，這使得專政政權還能夠存在一定的自由和民主。西方社會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是選舉證明，這是希臘城邦制度的傳統，它有形式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制度保障，輸者沒有話說，也沒有失敗的恐懼，只有下次想法討好選民贏回來。

共產政權既然反對神的存在，又反對西方的政治選舉制度，那麼其權利合法性的證明靠什麼呢？它靠的是馬克思編造出來的、無需科學證明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共產黨因自稱代表「一切階級社會掘墓者的無產階級」而自動獲得權力。共產烏托邦的虛妄列寧在1918年就已經發現了，但是他的第一反應是號召他的同黨們防止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因此不難看出，在共產黨的醜惡歷史中，誰極左，誰就擁有了更多的權力合法性。中共政權的極左勢力始終佔有上風，歷任中共頭子始終不會搞民主政治，其原因也是對這種權力合法性的認同。從中共的政治歷次運動中可以看到，由於其權力合法性不是通過神性或者選舉的證明，黨內路線鬥爭的失敗者註定就被全黨拋棄，對失敗的恐懼必然使得這種鬥爭空前的殘酷。中共建政以來，凡是殘酷的運動都是涉及到了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問題或者說容易引起這類懷疑。如胡風問題、儲安平「黨天下」問題、彭德懷問題、劉少奇的問題都是利用「民意」牌觸犯了共產黨權力來源的禁忌（胡的「萬言書」、彭的「爲民鼓與呼」、劉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從這一點上講，除儲安平外，毛整肅他們並不冤枉。由於共產黨政權存在著權力合法性來源的騙局隨時都有穿幫的可能，所以它們反對民主、實行黨禁、鉗制輿論、禁錮思想、鎮壓一切反對派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由此我也想到有些民主派人士希望中共內部能夠發生民主化的轉變，實在是沒有讀懂馬克思的邪教理論。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本意可能是想搞成富裕的社會主義，孰料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之後，中共權力合法性的來源會最先受到知識分子的置疑。西單民主牆運動剛剛萌芽就遭到鎮壓就是告訴人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不能懷疑，因爲文革之後，中共在理論上已經對自己沒有了信心，它恐懼民主化所帶來的歷史清算。人們恐怕都記得6.4前社會輿論普遍關注萬里的現象。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民智已經達到可以討論民主與法治的地步，它再往前走一步，很可能就要出現政黨政治的呼聲，這卻正是原教旨共產主義最爲恐懼的東西，它已經觸及到中共權力合法性的問題了。江賊民能夠最後獲得鄧的不啻拔擢，與他能夠實現鄧小平徹底封殺任何打民意牌的意圖，捍衛中共權力合法性不容討論的原則有非常的貢獻，並非浪得虛名。正如今天江的「三個代表」，它仍然是江爲重新解決共產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作最後的掙扎。6.4屠殺只是中共在恐懼下製造的罪惡行動，這「三個代表」倒是對民主的恐懼中炮製出來延續這種罪惡的邪說。

由於對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不信任和對這種不信任會產生連鎖反應的恐懼，才會迫使鄧小平決心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因此，6.4屠殺之所以發生，根本還在於共產黨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在毛的時代，這個問題被毛的「不斷革命」的理論所掩蓋，批毛之後，中共才發現政權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已經不復存在，中共無法進行政改也是同樣是因爲其權力來源之中沒有民意的資源。6.4運動的爆發，尤其是學生的絕食行動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問題無法迴避，如果按照趙紫陽的妥協方法處理，中共交出政權應該是最終的結果。在民主制度下，這不會有什麼問題，趙紫陽、李鵬儘可以去高校做教授。但是共產制度理論上的沒有民意的缺陷使中共政權根本不會考慮學生、民衆的支持程度。控制了筆桿子和槍桿子，沒有民意可以炮製，誰不支持誰就去勞改農場。6.4運動爆發後，首先輿論開始失控，接著軍隊也有微言，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開始受到「民意」的公開挑戰。不要說中共的高層恐懼中共喪失權力的結果，就是基層恐怕同樣會感到恐懼。於是，鎮壓6.4就是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共主流派恐懼即將到來的中國民主而喪失理智和人性的必然結果。同樣的，今天人們在討論6.4十三年之後中共爲什麼還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我看也是人們恐懼這個政權和服務於這個政權的大小官吏對這個政權垮臺之後的清算恐懼而容忍它的一切罪惡，只要聽聽今天不少爲中共6.4屠殺張目的言論，就可以知道他們心中存在的恐懼。

我碰到許多到過海外的大陸人士，他們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生活在國外的每個人都沒有政治壓力，活得有尊嚴。這種感覺恐怕不少人都有，說來也很簡單，就是人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其實，搞政治、爭民主很多情況是政治家們的事情，言論、結社、選舉等等這些老百姓平時也並不關心。你專制也好，民主也罷，民衆所需要滿足的其實就只有一條：「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面，不用說一般的民衆，就是黨員和黨的頭子也時時刻刻處在恐懼之中，他們害怕與黨的不一致帶來災禍，這自然造成了整個社會充滿了謊言與欺騙，中國傳統社會的美德被中共政權破壞殆盡。

嚴家其最近講，我們十三年來堅持紀念6.4是爲了民主的信念。這是不錯的，但是更重要的還是爲了使中國人民徹底獲得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要求。我們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希望中國有言論自由，原因就在於民主與言論自由使我們能夠知道權力的來源並且能夠監督權力，使我們每個人能夠免去恐懼，這也包括中共6500萬黨員自身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