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宋明时期，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
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的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可见，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戒色
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侬(编按：你)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侬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侬，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侬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当属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
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在整个1921年都是如此。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谓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看来他的修身可能确有“成绩”。
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著谈著，“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著，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汲汲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
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早年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载南方周末2002-04-30/本刊载时有删节,原文11000字/已收入作者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作者：杨天石,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