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武鬥的瘋狂時期，我們則早已從成都下鄉到西昌農村當了知青。正在生活艱難得連煤油、火柴、食鹽都買不上的時候，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從老家萬縣寄來的。信的邊角已經破裂磨損得不成樣子，可以想見那穿越武鬥硝煙的不尋常經歷。只用手指輕輕一摳，一疊淡藍的信紙便掉了出來。她沒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搶地，只喊了一句話：天吶，我在農村的全家都被殺了！便一頭栽倒在床上。
我在驚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紙片用小學生習字本寫成的，撕下來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顫，我開始清理這些未編頁碼、字跡潦亂的巴掌大的紙片。有十多頁，整理好先後順序強使自己鎮定下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內容雜亂無章，顛三倒四，錯別字連篇，但有一個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萬縣農村的母親和三個哥哥全部被殺害了，死得離奇而慘烈，這些紙片似乎頁頁都罩着血光。還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信寫發於兩個多月以前，也就是說悲劇在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生了。
我陪着慟哭着的她拿着信到了縣知青辦。知青辦主任是一個仁厚的好人，馬上用電話與萬縣方面聯繫，證實情況屬實後補助了我們的返鄉旅費。於是我們向生產隊告了假，到有關部門辦好各種手續，我以同隊知青小組組長的身份陪同護送她開始了三千里奔喪。
奔喪受阻
到成都後我們找到當時的省革籌（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接待站，遞交了縣武裝部（那時政府已不存在，武裝部統攬一切）出具的介紹信。接待我們的是一位中年軍人，他看過介紹信後一言不發便進另一間屋去打電話。出來時也不看她只盯着我問：「你就叫唐龍潛？」我說是的。他說：「你來一下。」我跟他進了另一間屋，他忽然沉下臉，威嚴而陰沉地說：「勸你不要去。她母親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國民黨軍官，她二哥是右派分子，她三哥嘛問題還待查。你是知青小組組長，要站穩立場。」這些情況我原本都知道，應該並不吃驚，但我還是吃驚了。我吃驚於他的態度。按那時的觀點，就算她母親、大哥、二哥之類的階級敵人是死不足惜，但她三哥是解放後才上學的，高中畢業後才回鄉務農，也算是個回鄉知青吧，莫非也該死？自然這些話我都沒有說也不能說，我只說她本人是知青，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是縣知青辦讓我護送她回鄉看看的。我希望他還是轉一個證明給萬縣武裝部，即使我不去她一個人去也還是需要的（那時是沒有證明便寸步難行的時代啊！）。現在那裏還非常混亂，她本人的安全我們還是應該負責的。他說不行，並鄭重提醒我她也是屬於地主子女。我說這是當然，不過她現在也是我所在小組的知青，對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責任。我懇求他不能轉介紹就還是把原證明退還給我們。他不同意。我說你知道的，現在沒有證明就寸步難行啊！他不耐煩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穩立場！」面對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一個軍人，一個全省最高權力機構的幹部，我覺得自己被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沉寂了一陣，還是鼓起勇氣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麼辦？」他冷冷地說：「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與組織無關！」
從接待站出來我覺得渾身從頭到腳都寒浸浸的，大約走了一條街我才把情況告訴她。寒風中我們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橋上，只有心在交流。現實太嚴酷了，這嚴酷反而把我們擠壓得更近更緊。過了許久，她說：「你還去不去呢？」我說：「你說呢？」這其實是不需要問也不需要答的事，我們心裏都明白。
也許是由於苦難煉就了早熟，我們在離開西昌時不僅辦了武裝部給省革籌的介紹信，還在生產隊和大隊分別開具了身份證明，只是蓋着武裝部大印的介紹信被沒收以後，我們就失去了到任何權力部門走訪諮詢或請求保護的資格，大、小隊證明的功能只在於說明兩個西昌知青到萬縣探親請旅社准予住宿。本來已無親可探，但證明還只得那樣寫。
準備出發了，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說重慶那邊武鬥還沒有平熄，混亂得很。再說人家把她全家都殺了，正等着斬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們怎麼能再投進去？情況確實是這樣，推測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還是決定要去。四個親人被慘殺，活着的人連去看一看的風險都不敢冒嗎？悲絕勇來，無論是什麼，是陰謀是陷阱是龍潭虎穴都決定去闖一闖了。
我們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慮到她姐姐當時正生了孩子才幾天，本想不告訴她，但哪裏控制得住，終於還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纏着頭巾躺在床上頓時哭昏了過去。待清醒過來時，她喊出的第一句話竟是：「給江青同志寫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我只覺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墜。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狀？愚蠢啊！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那麼另三位呢？就該死麼？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幾十年來一直夾着尾巴小心謹慎的做人，思想的貧弱早已被磨得和現在的身軀一樣。能夠喊出這句話，已經是她思維和勇氣所能達到的極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華學子，工程師，搞機器很內行，此時卻一句話也沒有，只是跺着腳唉唉的嘆氣。四個親人無端遭殺害，這是流血的慘劇；嚴酷的政治環境還要窒息活人的哀思，這是更深廣的悲涼。
我沒法說服我父母，他們有他們的道理，無可奈何只好不辭而別。臨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託一位好友在我們離開後送給我父親。後來知道父親閱信後憂心如焚，倨然準備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點行裝到萬縣來尋找我們。
劫後萬縣劫後的萬縣純然一幅破敗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們神色悽惶，就連相對熱鬧的碼頭也是一片沉寂。行船無號，船工無歌，縴夫們扛着大繩赤腳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灘上。大規模的武鬥剛剛平熄，零星的槍聲還晝夜不停。落成的新墳彼彼皆是，僅一處集中地就達三百餘冢。這就是地處長江邊文化和文明都開化甚早的萬縣！
蹲在廉價的小旅店裏我徹夜難眠，旋風似的思考着那不無可能的「斬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經沒有可信託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發信給她的遠親。然而這位報信人又正是屬於殺害她全家的那個羣衆組織的成員，他在信中除傳達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頓腳地呼號自己組織的成員怎樣在對立面的強大反擊中血流成河。這是怎樣的矛盾啊！我問她對那人的印象，她說只是小學時同過學，後來離開老家跟隨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沒有再見過面。我說現在見面你還認得出他來不？她說能，那人長像有些特別。既然只能找他別無選擇，我們開始來設計近於特工的接頭手段。首先我按他來信的地址打電話，謊稱姓李，是她姐姐單位的同事，出差來這裏受她姐姐的委託順便了解一下她家裏發生的事情。鑑於我們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約會地點定在他來萬縣城必經的渡船碼頭。我假說有他的照片，可以認出他來。第二天上午我們提前到達約會地點，察看環境，並商量應付各種不測的辦法。當他從渡船上走下來時，她在暗中給我作了指點，然後便隱蔽開去。我繼續觀察，確信就是他一個人時便走了上去。複雜的接頭、交談、考察、判定進行了一個小時，我領着他在河灘上轉圈子，最後才發出了讓她露面的安全信號。這是個在當地診所當「赤腳醫生」的年輕人，不論他參加了什麼組織，本質還是誠實善良的。
天降虐殺
從縣城到她老家有四十餘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還不通汽車，虐殺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對立的兩派組織互相攻擊對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稱純而又純的「紅色貧下中農革命造反軍」忽然祭起清肅階級敵人的旗幟。那手段是一個公社一個公社的清肅，從肉體上乾淨徹底地消滅階級敵人。然而真正是其對立面組織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遠走高飛，靠這支由民兵組成的「造反軍」手中的長矛、大刀、鋼釺根本碰不到。
於是這場清肅的實際對象便主要是早已被監管的無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雖然沒有宣佈監管但實際仍處於被侮辱被歧視地位的他們的子女。瘋狂的虐殺已經在距她家僅三十里左右的兩個公社實施了，數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規規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滅了。
恐怖而令人顫慄的消息她的家人應該已有所風聞。也許是覺得無處可逃，也許是覺得多年以來就是老老實實地幹活，自問沒有搞過什麼破壞活動。她的二哥還會認爲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經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間；她的三哥還會認爲自己是長在紅旗下的回鄉知青，除了積極下地勞動之外還憑着拉得一手好二胡豐富了父老鄉親的文娛生活。然而，行刑隊已經來了……
一天晚上他們三弟兄從不同地點被同時抓押到離家不遠的水庫邊。老大是從家裏被帶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從另一個生產隊抓來的；老三還在爲生產隊看守場壩，是從曬棚裏直接帶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殺分設兩處，在水庫的東西兩端。老大、老三在一處，老二在一處。執行這次行動的是一些手握鋼釺的民兵（其中還有一個二十來歲未成婚的女人），爲首的是大隊民兵連長。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隊手中的電筒在閃爍。就位以後隔水兩端開始大聲喊話： 一邊問：「動得手了不？」 一邊答：「動得手了！」
按理說這些都是經常見面的鄉親，現在卻個個着了魔似的血紅了眼，無論怎樣的哀告都無濟於事。並不鋒利的鋼釺舉起來了，像練習刺靶一樣一次次戳進骨肉之軀。汩汩的鮮血，軋軋的鈍響。沒有反抗，沒有抗爭，只有承受。因爲這面對的不是一羣歹徒的襲擊，是「以革命的名義」而執行的死刑判決。一個解決完了又解決另一個，虐殺進行得緩慢而漫長，殺人者是那樣從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時年四十二歲，煢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後離異跟人去了，女兒死於貧病。四九年當解放大軍進逼成都時他正在一所軍校裏讀書，一位教官想帶他去臺灣，他拒絕了。一方面捨不得新婚的嬌妻，一方面覺得自己並沒有罪惡，還僅僅是個學生，能夠爲新政權所容納。這幼稚的想法隨即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先是被趕回農村老家，接着便戴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監管至今。他沒有爲自己哀求，大概覺得求也無用，或者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