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借這個機會感謝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對我的信任，邀請我做評委參加每年一度的評選傑出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時我也要感謝本次對我的邀請，使我有機會與在座的各位評委和獲獎人見面，表達我對你們的深厚敬意。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評委包括我早已認識的一些著名的學者，象王德威教授，余英時教授，餘國藩教授，杜維明教授，林培瑞教授，許倬雲教授和劉紹銘教授等。我高興地等待將來跟他們和其餘的評委們合作。
過去獲獎的傑出民主人士我也見過幾位，象魏京生先生，劉賓雁先生，劉再復教授，柴玲女士，吾爾開希先生，劉青先生，柏楊先生和施明德先生。其中，劉賓雁和劉再覆在瑞京大學先後當過客坐教授；魏京生和劉青也在瑞典參加過一系列民主運動的活動。
在我們這世界裏，反對民主運動和人權的力量越來越強。可是願意爲保持民主、尊重人權而出力的人也不少。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自己屬於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國生活過的老一輩人，經歷過兩種不同的體制下的生活。中國這五十幾年的滄海桑田真是空前可驚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還有天安門廣場１９８９年六四所發生的悲劇，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次次連續的、不能測量的痛苦。
由於我每年的六四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大陸當局把我說成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不允許我入境。我自己認爲中國當局把我當成他們的敵人是對我堅持人道立場、民主自由理念的肯定。今天，我能夠站在這裏，和你們一起出席這個頒獎儀式，表達我的自由民主的信念，是我的榮幸。
我頭一次到中國大陸去是五十四年前。從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０年，所謂「解放」前後那兩年，我在四川搞方言調查工作。１９４９年底社會秩序十分不安定：鄉下土匪很多，成都市內也比較亂。我所有的中國朋友和我自己很高興地等待紅軍的到來。聖誕節與新年之間紅軍果然進入了成都。軍隊和他們的幹部對人民的態度非常好。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那時很佩服他們的態度和紀律。我所接觸的人好像都一心一意地願意出力建設一個新的，一個公平的，一個爲人民服務的社會。我那時真相信中國出了一種新人類，一種不利己的，爲實現大同社會而鬥奮鬥的人。
我1950年夏天回到瑞典。瑞典媒體關於中國的消息比較少。「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對我來說是比較抽象的概念。
1956年一月我和妻子寧祖跟三個兒子到北京去。從那時候起到1958年冬天，我在瑞典駐北京的使館當文化祕書。我們剛到，「百花」都「齊放」了。好極了，政府和黨邀請大家隨意發表意見。上當的知識分子多極了。我記得我讀了那時還很年輕的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覺得，啊，終於有了一篇值得讀的作品！過不了多久，王蒙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了。我那時所認識的作家和詩人，象艾青和老舍，都捱整了。多半的右派分子二十一年後才平反。
我是１９５８年離開中國的。從那年起的二十一年我不能回去。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１９５８年發表的幾篇稍微有批評色彩的文章，討論中國政府對農業和工業的計劃。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我岳父１９５７年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因此，那二十一年我想了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只有靠媒體的不一定很可靠的報導。文革期間我常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膽小覺得很奇驚。明末清初時期有不少人敢出來講話，反對清朝的政策。爲甚麼文革時候沒有呢？在西方過的很舒服生活的我當然夢想不到中國人民的生活那個時期多麼恐怖，多麼可怕。
文革結束以後，越來越多的人敢出來批評社會中的一些不公平的現象。魏京生，劉賓雁，王若水，方勵之等值的欽佩的人從不同的角度來評論黨和政府對民主與人權不合理的態度和做法。同時，年輕的作家和詩人也開始以文學價值較高的作品敘述與描寫社會中黑暗一面。他們爲此所付的代價很高。
中國社會最近十幾年的非常徹底的商業化有很不愉快的結果：很多隻望錢看的年輕人不願意回想過去，好像也不願意參與建立一個完美、公平的社會的鬥爭。
可惜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過去的殘忍的悲劇顯得越來越遙遠，越來越模糊。可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實際上引起黨和政府用武力鎮壓１９８９年民主運動的決定政策的環境到現在根本沒有改變，所以，堅持不懈地努力十分可貴，表彰那些爲此付出代價、作出貢獻的勇士十分必要。
一般的西方人對中國民主與人權問題不大感興趣，也不大了解。有一些英文資料會讓不懂中文的讀者了解中國大陸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和黨與當局對民主與人權的踐踏」。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
Liu Binyan: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1990;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Writing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1;
Perry Link:"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1992;
Geremie Barme 和Linda Jaivin, 「New Ghosts, Old Dreams:
Chinese Rebel Voices" 1992;
George Black 和Robin Munro, "Black Hands of Beijing"1993;
Yi Zheng, "Scarlet Memorial" 1996;
Wei Jingsheng,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1997;
Geremie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1999;
Andrew Nathan和Perry Link,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Ian Buruma,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2001.
中國是我過去生活的重要依據，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已經成爲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自由民主美麗的中國永遠是我的希望和夢想。我會用我的餘生爲實現這個希望貢獻我微薄的力量。
最後讓我以中國詩人北島的一首詩作爲我這個發言的結束: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爲甚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爲甚麼死海里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爲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 不 相 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迴音；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峯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謝謝大家。